父親、母親立馬被揪了過來，街道幹部擰出了滿臉真摯的無產階級義憤：“好啊，老子是資本家，沒少喝工人階級的血，女兒是洋妓，勾結外國人。家裏還藏著蔣介石的像章，妄圖青天白日，東山再起……”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當即一陣拳腳雨點般襲來，父親趕快站去了前麵，以身子護住妻子。他斬釘截鐵地說：“我家裏不可能有蔣介石的像章！”
“那你自己說說，這不是蔣介石，這是誰呢？”
母親伸出手來，先接過去看。她眼睛裏有少許的白內障，看不清楚。父親接過來，他的眼睛隻是老花，可也看不出來，“和毛主席、朱德的像章放一起，大概也是一位什麼領袖人物……”
又是一陣紛飛的拳腳，那一下下噗噗的聲音，像是發自精武館。紅衛兵們一邊打，一邊嚷：“你他媽的狗膽包天，竟敢稱蔣介石為革命領袖？！”
“這老家夥是現行反革命，咱們送他去公安局”……
一行人扭著他，像押著個十惡不赦的囚犯，八麵威風而去。走到半路，這威風便似癟了氣的車胎，父親一下休克，滑癱在地。眾人怏怏地送去附近的一家醫院。正趕上大夫下班，街道幹部尚有些政策水平，她好說歹說，總算說動了一位大夫給看了。不到兩個小時，父親因為脾髒破裂，大出血而死。
弟弟清楚，安怡更清楚，那枚像章上畫的是魯迅先生。
因為幹的是民用建築設計，她對工藝美術方麵的作品也一向注意。那是她一次進王府井的工藝品商店時，見櫃台裏放著的這種像章，構圖渾樸古拙，色彩簡練分明，頗似先生白比孺子牛的情操及其有棱有角的個性。且售價隻要8角錢，她當即就買下了……
此刻，安怡才真感到：中國瘋狂了，北京瘋狂了，像激怒的巨象一樣在生命的森林裏踐踏，像發情的母豬一樣在仇恨的泥淖裏打滾！
在女兒眼裏，沒有誰比父親，更像是這個社會的順民了：
公私合營後，上麵派來了一個廠長，要他任技術副廠長，他馬上說：廠子交給了國家，就該由黨一手管起來。他主動去工藝科當一名科員。每一個運動，黨叫幹嘛他就幹嘛，大躍進時，他拆掉家裏的鐵門、鐵窗，送到街道的土高爐裏煉鋼。1961年，國家經濟困難，要精簡機構，他勸說妻子在單位裏第一個報名，一夜之間，母親由中學教師變成了一個家庭婦女……
解放後，他做的唯一一件敢於相左的事情，便是女兒被抓進炮局後，公安局到單位找他，要他揭發女兒的問題，他說：我敢以自己的腦袋擔保，我的女兒在政治上、生活作風上決不會有問題……
一個紐扣般大小的像章，似一個盤子大的死扣，結果了一個清清白白的生命。
如果這像章上麵的是蔣介石，就應該去死嗎？這樣做，和當年國民黨在蘇區搞白色恐怖，在誰身上翻出點紅布頭來也要殺頭，究竟有多大的區別呢？
這像章上的確畫的是魯迅先生，可父親已經死去，這不白之冤，即使日後有人來昭雪平反，又有多大的意義呢？
她眼前，陡然浮現出許多張翟進似的麵孔，呼嘯而來，揚長而去，既像狂歡於真理與自己的節日，又像渾渾噩噩於真理與自己的末日。她不知道這些本該天使般純潔的同齡人，身上已充分展露的獸性，究竟是在哪片原始森林裏滋生繁殖起來的。
她也難以預料，當未來回首今天的這一切時，他們將給自己一副怎樣的曆史形象？
安怡已將前額上的頭發梳下來一鬏，企圖遮住那塊正愈合的傷疤。可看弟弟幾次宛如被燒紅的烙鐵燙得彈跳起來的眼神，他還是注意到了。可一個多小時的探視裏，安怡沒有說，弟弟也沒有問。臨走時，他似一個兄長，將哭成了淚人兒的安怡攬在懷裏：
“姐姐，父親走了，我們三個人可要好好活著！”
安怡不死不活地過著，白天照例出工下園，夜晚總是淚水洗麵。孟白鴿不再哼什麼歌了，工閑時就這麼陪安怡坐著，她知道自己無論再唱什麼，再說什麼，也扯不斷安怡心裏那份對父親的懷念與愧疚。鄭荔心疼瘦得幾乎脫了人形的安怡，除了吃飯、上廁所得靠自己外，安怡其他的活兒，從洗衣服，一直細小到在牙刷上擠好牙膏，她都給包了……
唯一能讓安怡止水般沉滯的雙眼，閃動出未謝青春的鮮活，是尚未沉滯的時間——
離她二年勞教期滿的日子越來越近。對此，她想了很多，回到北京後，自己一定要撐持好這個家，承擔起一切家務，調理好母親的身體，尤其是弟弟的前途。“文革”鬧得大學也不招生了，自己可以和弟弟一起自修大學的課程。如果單位不要自己了，她記起自己和幾個施工隊頭頭的人緣不錯，他們親親熱熱地稱自己作“閨女”，那就去工地上挑磚、拌灰漿，做臨時工，可千萬不能因生計無措而分了弟弟的心思……
一天，焦隊長叫安怡到辦公室去談話。她去了，習慣性地站在門口，焦隊長牽她進來坐下，給她倒了一杯水。還遲遲疑疑，不見開口，又從抽屜裏抓出一把糖來，塞到她手裏：
“吃吧，這是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帶來的大白兔奶糖……”
安怡頓感氣氛有點不對，這不像是管教幹部在和一個女犯談話，倒像是兩個異性男女間的第一次約會，一個正躊躇著找句什麼話，從此將另一個人的命運和自己的係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