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哇哇地嚎哭起來，這一嚎，猶如一個激靈，讓她一下“陽衰陰盛”：兒子太小了，人生再坎坷，生活再嚴酷，他一雙黑是黑、白是白的大眼睛裏，能裝進什麼呢？
看著別人家車推肩扛，又班師另一塊地了，她抱起兒子親了親，放下他，背上一捆棉花枝，由著孩子象征性地抓起一把棉花葉，趕緊跟了過去……
安怡這樣下來，一天隻能掙6分，隊裏的女勞力一般都賺8分、9分。到了年底一算，她能賺到自己的口糧就不錯了，有時還欠隊裏的錢。
好在離開北京時，母親硬要她帶上一千元錢，這錢她主要用來給兒子買白麵吃。此外，她自己吃得很少，她已經習慣了紅高梁麵，隻是在有病時，她才給自己做一碗熱湯麵條喝。她可能永遠不會習慣的是，當地農民每戶人家一口大缸，醃著芥菜、白菜、紅白蘿卜……除了年節，一年到頭就是吃這鹹菜疙瘩。她總想吃綠油油的鮮菜，有時想得眼睛都發綠了，便去集上買一把，或是當大隊長的母親在菜園裏間苗時，將老人家間下來不要的菜苗，討來回去炒了吃……
在一盞如豆的油燈下，安怡深藏著一個似燈焰一樣顫抖不已的恐懼：
自己已成為一個鄉下婦人了，難道自己的兒子，也要做一個隻見雞飛狗跳、隻玩柳葉與泥巴的鄉野小童？
她給兒子講醜小鴨、美人魚，還有賣火柴的小女孩、漁夫與金魚的故事。
她到處尋紙盒子，將它們剪成一片片，在上麵寫：我、你、他、馬、牛、羊，還有“毛主席”、“愛祖國”、“愛人民”、“開學了”……教清河每天認5個字。
當兒子有了睡意，伺候他睡下後，她常站在西窗邊，望著幾顆疏星下黑沉沉的無邊原野，心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差沒有掘井而居、飲血茹毛了，這樣的日子，連著一份深深的孤獨，究竟何時是個頭呢？
依然不時有好事者來給她提親，那如簧之舌上，總綻露出一種貴金屬的光亮：
或是木匠一類的手藝人，兩天打一個櫃子，便能賺十六元錢；或是公社會計一類小有實權的人物，雖是個瘸子，卻上無二老，下無弟妹，旱澇保收拿著國家工資，幾年來積攢下二千元錢……她都沒有反應。她唯一所想的，是在哪裏找份臨時工，哪怕是在小鎮縣城裏也好，隻要能將自己和兒子從農村裏解脫出來。
有一年，鄭荔寫信來，說是她丈夫的堂兄，是本省巨野縣經委的一個副主任，隻要找到他，解決個工作沒問題。安怡的心活泛了，等挨過了麥收，她買了幾包點心，兩瓶酒，說是母親病了，得回北京一趟，請大隊長的母親為自己帶幾天孩子，老人家挺樂意地答應了。
坐了六個多鍾頭的長途汽車，到了保定，次日中午又轉車，下午4點鍾到的巨野。
問路問到縣經委，傳達室說沒有這個人。這時出來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她攔住他問，這人挺客氣，告訴她，這信上的單位寫錯了，不是縣經委，應該是縣計委，她要找的人是計委的一個副主任，又給她指了去縣計委的路。
找到計委，一溜大門緊鎖，已經下了班。她想，這時他一定在家，可以去他家找。又問了幾個人，確定縣計委的宿舍在縣政府大院裏。待最終摸到計委的宿舍樓時，她見一個滿臉絡腮胡、拎著一瓶酒要上樓的男人，問：請問唐主任住哪裏？
對方將她上下瞅了一遍，落在她墨綠色的旅行包上的目光，尤其沉甸甸的，咧嘴笑道：你別找了。為啥？唐主任一家人，早已以醫院為家，他患了肝腹水，去見馬克思就是這幾天的事了……
這時，已是7點多了，宿舍樓裏，一排排窗口橘黃色的燈光，將她瀉成了個電線杆子似的投影。窗口裏傳來幾對青年男女的嬉鬧聲，傳來摸麻將的稀裏嘩啦聲，傳來一個孩子奶聲奶氣的喚媽媽聲，還傳來什麼東西投進熱油鍋裏的爆響聲……
一時間，滿身仆仆土塵的安怡，竟不知道自己這是站在哪裏，自己又為什麼來了這裏。
唯有一種刀片般遽然劃過的感覺，像澆注水泥地一樣壓滿了她的腦海：自己是站在生活壁立千仞的盡頭！
她想哭，可哭不出來。她想喊，嘴唇張開了，舌頭搖動了，就是發不出一點聲音。好似一支伶仃可憐的蒲公英，再也集合不起它那隨風而逝去的紛紛花絮……
有什麼東西落到了她頭上，她拿下來，是一串蘋果皮。她見一個單元門口站著兩個女人，正盯牢了她，臉上掛滿了狐疑。她趕快走出縣政府大院，回到汽車站。她身上沒有大隊開的證明，不能去住旅舍。就是有證明，她也不會住，舍不得花這個冤枉錢，像在保定一樣，她得在汽車站裏坐上一夜……
春去秋來，河凍河開；
高梁紅了，棉花又白……
屈指之間安怡帶著孩子，已經在鄉下呆了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