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一個黑人留學生，是哪國什麼部長的公子，利令智昏得在外國的報紙上，就此寫了體會：上海姑娘，一主動，二衛生，三便宜，可謂是世界上最好的妓女。
這份報紙，及時地擺在了那位中央首長的案頭。為此，現在上麵傳達下來的精神是，對於此類有辱國格的飛鶯流燕，必須嚴加管束，直至判刑、送勞動教養。
弟弟聽了，感歎道：中國剛剛開了一點門縫，你說幹點別的什麼不好，非得幹這丟人現眼的事！姐姐啊，你這假“洋妓”，這回可被這幫真“洋妓”給害慘了……幾乎半個北京城的人——在為平反、為昭雪、為親人最終進了八寶山而激動；為複職、為搬回老屋或遷去新居、為又有了小車和電話、為子女調回北京、有的還將委以重任而一片喜氣洋洋的時候；
安怡依然是一隻瓜子殼；
一隻煌煌大都吐出了便不會再收回來的瓜子殼……
四煙雲遠去
1982年，在弟弟一個朋友的鼎力幫忙下，安怡終於帶著孩子離開了農村。
雖然戶口還留在那裏，人卻成了固安縣一家工廠裏的臨時工。
次年，該廠的一個車間主任，下了班後，在廠長辦公室裏，約她談了一次話：
打見你第一眼起，我就想你不是一般的女子，倘若我得不到你，我這輩子枉為人生。我從廠長嘴裏證實了我的感覺，能猜到你的心裏在想什麼。我不會說那些卿卿我我的話，我也是經曆曲折的小人物，眼下更搬不出一條愧於做你人生伴侶的條件。我請求你等我兩年，那時才回答我行，還是不行。
沒有等兩年，還差三個月，他黑黑瘦瘦地站到了安怡的麵前。這時，他已離了婚，為了離婚舍棄了一個心愛的女兒。還在與固安縣一河之隔的大興縣，辦了一家供水設備廠。
他對她說：我沒有能力將你和兒子辦回市區，但戶口可以落在大興縣，這也總算是北京的地麵了……
1984年，安怡和他結了婚。
他要她給他生個孩子。她帶清河帶怕了，她不願生。她去北京工業學院，自費學了半年的工業經濟，回來在丈夫的廠子裏管財務。
丈夫聰明，肯幹，鉗工、電工、鈑金．電焊，會的技術很多。他以為自己是廠子的上帝，遇事一言堂。幹得好的，撒炯喝酒，稱兄道弟；幹得不如他意的，開口潑罵，加以老拳，基本上停留於手工作坊式的管理。
“春風潛入夜”，安怡漸漸地參與其中，化粗於細，化情於理，責任到人，廠裏的管理日臻井然有序，產品質量更上層樓，業務範圍不斷擴大，幾十個工人的平均年收入，達到六千餘元，這年廠裏也獲純利十二萬元。工人們稱安怡為老板娘，有了些什麼事情，即便看到老板過來，也寧願先避去廁所，過會兒再找她說……
丈夫似乎覺察出什麼，不再和她說廠裏的事情。床上，要求生個孩子的呼聲卻日益高漲。一次，她一覺醒來，見他倒在躺椅上。煙霧如牆如被之中，一雙虎鉗般有力的大手，似芊芊春草輕拂一張小女孩的照片，她的心一下軟了……
次年，她生下了第二個孩子，是個女兒，取名近京。
滿月那天，丈夫的親朋好友，將家裏填得滿坑滿穀。她聽到他在客廳裏說：這回安怡可跑不了了！
她完全地陷入家務之中，她似伊拉克至今未擺脫聯合國的封鎖，她也走不出兩個孩子小鳥依人般的目光。丈夫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兩手都硬，更是忘情於廠子的發展，常常三星西斜不回家。但有一條雷打不動，每個星期他都要開著自己的北京吉普車，去市區采購，無論吃的、穿的，還是用的，什麼高檔，什麼時髦，他買什麼。他對妻子說：
咱們都是苦孩子出身，咱們的孩子可決不能再吃第二遍苦，遭第二茬罪。隻要你一心料理好這個家，我一心管好這個廠子，別人有的，咱們孩子要有，別人沒有的，咱們孩子也會有！
安怡一半被他“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雄心壯誌所打動。一半也想，世上總是多數女人做賢妻良母，真做好了賢妻良母，也算是自己給自己平反。
結婚時，為遷戶口，她回了一趟孫蔚然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