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寫事，還是寫人，她無不翔實傳神，在春秋筆法之中，力透紙背地傳達出自己的愛憎。在當時，《新民報》風行於大江南北，尤其它的頭條新聞為廣大讀者所盛讚，而它們大部分出白於她的手筆。名聞遐邇的她，很快就擔任了該報的采訪部主任。《新民報》停刊後，經欽本立介紹，正在香港創辦《文彙報》的徐鑄成立即聘她為特約記者，1948年9月9日香港《文彙報》的創刊號上，即發表了她署名“青函”、發白南京的通訊《改革幣製內幕》，揭露了國民黨發行金圓券是一場搜刮民脂民膏的騙局。11月16日深夜，浦熙修遭突然逮捕，當特務們破門而人時，她仍握筆在稿紙上書寫眼前這個已見盡頭的如磐長夜的挽歌——《南京政府的最後掙紮》。她先被關押在南京衛戍總部看守所，繼而送憲兵司令部，最後轉到國防部保密局特刑廳關押。直至蔣介石佯稱下野，李宗仁代總統求和，以釋放政治犯作為條件之一，又經總統府秘書長邱昌渭出麵保釋，浦熙修才重獲自由。
也是在這一時期，浦熙修和中國共產黨人結下了親密的友誼。因為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懷將軍的夫人，1946年以後，先是在重慶，後是在南京，她都是曾家岩50號周公館、新華日報采訪部和梅園新村的常客，並把共產黨的聲音通過自己的筆傳達給國統區的廣大人民。因為在姐妹中排列老二，安修叫她為“二姐”，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的同誌，見了麵也隨著尊稱她為“浦二姐”。周恩來和鄧穎超見到她，總是說“熙修是我們的親戚”。她也視自己是共產黨人的當然親戚。皖南事變後，為防止反共濁浪進一步蔓延，黨組織決定要秘密疏散一部分力量離開重慶，從為他們介紹掩護關係，到購買車票、尋找交通工具，她無不爭先恐後，殫精竭慮……
以後到了南京，國共和談破裂，中共代表團被迫撤離前夕，代表團與新華日報辦事處的聯係，立即處於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下。有一包重要文件需要從辦事處取出，代表團的梅益為之憂心如焚。她知道後，馬上驅車前往辦事處所在的中山北路，到了前門一看，已有特務布哨，又趕忙轉去一般人不知的後門，裝作找人問路的模樣進了辦事處，文件到手後剛剛上車，突然一陣淒厲的警笛聲，伴隨一片“咚咚”的腳步聲，向她壓了過來。她吩咐司機向美國大使館的方向疾駛而去，仿佛中國的“人權”是一窩洋雞蛋，隻有置於洋人的眼皮底下，才能孵化出一點點毛茸茸的內容，特務們果真怕在美國大使館門口抓人而引起麻煩，從而讓她得以逃脫……
梅益日後在一篇文章裏這樣寫道：
凡是我們希望她做的事，她從來沒有推辭過，總是不顧個人安危，全力以赴去做。
浦熙修還不僅僅滿足做一個“親戚”。
建國後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市委書記和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的石西民，在逝世前四個月，和五十年代《文彙報》駐京記者謝蔚明先生有過一次長談。他告訴後者，浦熙修在重慶一度很苦悶，曾經向他表示要離開重慶到延安去。他勸她以黨外人士的身份留在重慶工作，起的作用更大。在這之後，1945年裏，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組織新聞界代表團訪問延安，《新民報》分到一個名額，本是她去的，那時她和丈夫的感情已經岌岌可危，對她的思想傾向十分清楚的袁子英，擔心她一去泥牛人海，便去報社多方阻止，報社才改派了趙超構先生去……她在重慶時的苦悶，其實是源白於政治生活與情感生活的兩個層次。1947年，她與袁子英終因誌趣各異，在南京宣告分手。
1949年9月21日，下午7時40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在六百多位代表中，有來自新聞界的徐鑄成和浦熙修。他們一位是名聞遐邇的《文彙報》總編輯，一位是正籌組中的該報駐京辦事處主任。
他們慶幸自己隨一位曠世的巨人，站在了一道光芒四射的曆史門檻之上：
更慶幸《文彙報》在一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裏，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這是一張百折不撓的報紙，1938年1月創刊，因堅持抗戰，於1939年5月被敵偽勾結租界當局加以扼殺。1945年複刊，因鮮明地以爭取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內戰為編輯方針，被讀者譽為大霧彌天裏一座民主的燈塔，1947年5月又遭國民黨封禁。這卻是一張無任何政治背景的民間報紙，靠著國統區的廣大人民群眾扶植了她的成長、壯大。當因國民黨施以政治高壓和在白報紙配給、銀行周轉等方麵刁難，使報社幾近抱恨終天之時，報社公開了自己的危機並征募讀者股份。出乎預料的是，盡管這時社會動蕩，貨幣貶值，物價飛漲，民生凋敝，可在短期內就收足了預定額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數是一股、兩股的零散戶，基本來自生活清貧的知識分子和下層的勞動人民……
他們一定在想，如果說在國民黨嚴酷的專製統治下，《文彙報》都能夠得以生存的話，那麼在一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新時代裏，這份民間報紙便如魚得水，如虎添翼，更能以呼應人民的心聲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新聞記者不一定是無冕之王，但肩頭擔負著這一神聖使命的新聞記者一定是無冕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