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天安門城樓。在盛大的開國大典上，剛剛擔任了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竟然注意到了一個記者的存在，他又親熱地稱她“熙修”，問起她在北京的工作進行得怎樣。兩個人正聊著時，周恩來注意到毛澤東朝這裏投來的目光。他當即牽起浦熙修的手，來到毛澤東的身邊：
“主席，給您介紹一個人，這位就是彭老總的大姨子浦熙修女士。”
毛澤東的臉上一下亮堂了：
“哦，你就是那位坐班房的記者！”
浦熙修萬萬沒有想到，作為無時無刻不在把握一個“天翻地覆慨而慷”時代的巨匠，毛澤東竟然知道自己這一段的經曆。這是她第一次見毛澤東，1945年本有可能隨記者團去延安，她極盼望采訪具有傳奇色彩的毛澤東，再去會會在抗戰中功勳卓著的妹夫，結果一次曆史性的采訪，連同一份殊榮，給了趙超構，為此幾年裏她一直感到深深的遺憾。次年，毛澤東飛來重慶，參加國共和談，她曾去機場迎接。這次，她大約隻是站在遠處，看到了那劃過山城薄霧的魁偉身影……
此刻，毛澤東就站在她的身邊，她緊緊握住他那雙厚實而又溫軟的大手，在一片興奮、緊張、激動之中，言語的功能頃刻間萎縮了，唯有淚眼婆娑。她透過晶晶亮亮、溢蕩不定的淚影，看到的是一片瑰麗、祥和、遍及人間的金光，她的耳邊頓然響起一支歌來，一支眼下正唱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二色彩斑斕的“時裝”
1955年裏，浦熙修一定有些納悶，1949年6月21日在上海複刊的《文彙報》，怎麼在自己的曆史上又被第二次停刊了？說是為著中國新聞界全麵學習蘇聯的需要，得將《文彙報》改變成蘇聯《教師報》的性質，原報停刊，報社遷往北京，自這年的10月1日起改出周雙刊。
浦熙修注意到，徐鑄成頗有些百無聊賴。
報社遷往北京的那些日子裏，他常去葉聖陶先生家裏喝老酒，有時也邀葉老一起去聽昆曲。記者謝蔚明這幾年常駐北京，箅是半個京城人了，陪著徐先生幾乎看遍了各個大小戲院，就連雜耍也不放過。徐鑄成1926年借他人文憑考取清華大學，讀了半年，借文憑一事被原籍母校揭發，再加上在車站當一名小文書的父親實在負擔不起，不得不退學。次年，又考取了免收學費的北京師大。於是，他還去這些地方轉轉，在滄海桑田、物是人非的境界裏，去憑吊自己這代人的青春……
浦熙修默默地觀察著老總，感覺在他的心裏回首人生有些許蒼涼，可展望未來：一個在時代的風濤裏放縱筆墨、也馳騁風骨的老報人，卻要將自己報紙的纜繩係在教育部的樁子上，從而失去自己的聲音，隻咀嚼它的聲音，心裏也同樣有幾分蒼涼……
1956年，中國的寬鬆，似乎首先體現在大街上人們衣著的變化上。
二月間，共青團中央和全國婦聯聯合召開了一個座談會，與會者紛紛指出：漂亮的衣服並不等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相反，與新中國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相一致的是，人們的衣著也應該豐富多彩起來。三月中旬，在北京舉辦了新中國第一個時裝展覽會，浦熙修去看了，觀眾人山人海，以至於展覽會不得不延長到月底才結束。初夏時，一位訪問中國的西方作家參加了一個舞會，在施特勞斯的網舞曲和格什溫的兩首曲子裏，北京的姑娘們穿著色彩鮮豔的花裙在旋轉，宛如春之田野上一片翩翩起舞的蝴蝶。他注意到，還有穿旗袍的，其兩側的開口高至膝上一英寸。
在中國的政治生活裏，也在開始推出色彩斑斕的“時裝”來——
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這是一篇建國後他對中國社會的諸種矛盾，總體把握最為客觀、清醒的講話。其中，在黨與非黨關係方麵，毛澤東提了“兩個萬歲”的思想：
我們的方針是要把民主黨派、資產階級都調動起來。要有兩個萬歲，一個是共產黨萬歲，另一個是民主黨派萬歲，資產階級不要萬歲，再有兩三歲就行了。在我們國內是民主黨派林立，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它黨派搞得光光的，隻剩下共產黨的辦法，使同誌們中很少不同意見，弄得大家無所顧忌，這樣做很不好……
這便是不久後提出的黨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的出處。
4月28日，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成為黨的科學和文化工作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