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忙著學習呀！現在拍一個戲可不像以前那麼草率了，慢工出細活，所以劇本也少呀……”
《文彙報》上，雪片般的來信、來稿。一場熱鬧了三個月的“鑼鼓”，為著要敲掉電影界一個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一個既不尊重藝術規律又不尊重演員的框框。
與中國政治生活呈現鬆動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形勢卻日趨嚴峻起來。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聯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20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蘇共中央書記赫魯曉夫做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恍如一個超級氣功大師，他將多年來蜷縮於一個宇宙黑洞般的體製內所聚斂的全部內氣，猛烈地給釋放出來，頓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奧林匹斯山上的宙斯神，隆隆地滾下了山，倒在了“暴君”、“劊子手”的泥沼邊；一個原本堂皇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大廈，也劇烈地搖晃起來，再也承受不起的虛假成就和再也承受不起的血腥味，隨吊有巨型水品燈的天花板往下掉。痛苦與淚水則好似從地板的裂縫裏紛紛鑽出來、吱吱亂叫的老鼠，窗上一塊塊信仰的玻璃也大麵積迸裂開來，發出一陣陣令人心碎又令人心悸的聲音……
東歐更是風雨飄搖。
同年6月28日，波蘭工業中心——波茲南的工人們首先發難，要求改善經濟條件和允許更多的行動自由，在部分群眾遊行示威的口號裏，表現了對蘇聯的敵視。當局出動軍警鎮壓了騷亂，結果卻引發了全國更大範圍的抗議浪潮，經濟領域的要求迅速上升為政治領域的要求……
多瑙河畔如詩如畫的匈牙利，也瀕臨內戰的邊緣。布達佩斯，倒在了衝天的火光和殷殷的血泊之中。從10月23日到11月4日，這十三天裏，被冠之以“斯大林”型的蘇軍重型坦克，兩次隆隆地碾過匈牙利的土地。十三天裏，先是匈牙利的一屆政府宣布解散共產黨，取消一黨製，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實行中立，並呼籲聯合國的援助以捍衛它的中立；而後是另一屆政府致電聯合國，堅決反對把匈牙利問題國際化。十三天裏，有上萬公民死於動亂，最後一個付出生命的是納吉，不過他是在一年之後，因為這主政十三天的責任，他被處以死刑。當他走上絞刑架前，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
“社會主義的、獨立的匈牙利萬歲！”
知識分子拿不出鋼繩和切割槍去推倒斯大林銅像，也少有勇氣爬上高度足以俯瞰整個布達佩斯的樓頂去摘掉紅星，匈牙利事件的主力確是工人階級。槍林彈雨中，與蘇軍對抗的民間武裝力量，兩支最大的隊伍均由工人組成。即使在納吉內閣被蘇軍的坦克所推翻，新內閣還沒有從莫斯科到達布達佩斯之時，也是由各民族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中央工人委員會，在維持大地和天空的呼吸，並從中傳達出人民的意誌。
毛澤東看到的則是，一個溫文爾雅、從來隻使用思想不使用槍杆子的階層，卻在十三天之內，比明火執仗的軍隊，更能有效地顛覆一個兄弟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更能迅捷地使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陷於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的悲慘境地。
這個階層就是知識分子。
他還牢牢記住了一個名字——“裴多菲俱樂部”。
但在毛澤東的筆下，中國依然是陽光明媚，花香鳥語。
與年初比起來，他對於國家和知識分子的想法，眼下並無多少改變。他在長江裏一口氣遊了二十公裏，又痛快地吃了一盤武昌魚後，揮毫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是：“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他還對高級幹部們說：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全國性騷亂，不可能在這裏發生，至多是一小撮人到處鬧事，要求所謂的大民主。大民主並沒有什麼可怕，你們中有的幹部對此感到害怕，我看沒什麼可怕的……
毛澤東慶幸自己建國後一直關注了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鬥爭的同時，仍相信思想改造對於中國知識分子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他不是斯大林，更不是曾任匈牙利共產黨第一書記、被稱為是斯大林優秀學生的拉科西。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之無愧的締造者與領導者。
他從未槍斃過自己的政敵，禍及滿門，或是將他們給流放到“西伯利亞”。即使在他的眼裏黨的“八大”，好似一張能試出酸堿性的石蕊紙一樣，已經試出了他的某些同事心靈的真實顏色，他對他們仍客客氣氣。
他還在金剛山下打敗了不可一世的美國人，讓隻有三條半驢腿的貧下中農，改寫了中國農村幾千年的曆史。他叫一位星期一尚擁有一家工廠的資本家，星期五便拎著包準時去這家工廠高高興興地上班。他還鼓勵人民解放軍的軍官與士兵睡同一個炕頭，並為他們洗襪子……
中國的老百姓也不是蘇聯、匈牙利的老百姓。無論是每年國慶節他登上天安門城樓，還是他去全國各地視察，“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呼喊聲，猶如滾滾春雷一樣搖撼著山川。他親見不同職業、不同年齡的人們，在他麵前情不白抑，紅光滿麵，嘴唇囁嚅，豆大的淚水奪眶而出，握著他的雙手顫顫抖抖，久久不能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