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聽身邊的工作人員講，從全國各地來的列車快要到北京時，列車裏都要廣播：“親愛的旅客們，我們很快就要到達偉大領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北京了……”這時沸騰的車廂一下安靜了，無論大人、小孩，幾乎人人眼裏淚光閃閃，臉上沉浸於一種朝聖者式的宗教表情裏，恍如隨著車輪的飛駛，越來越清晰地感覺到了那位巨人深沉、博大的呼吸……
為此，毛澤東沒有打算放棄關於矯正機製的設計草圖，相反倒急於完成它。因為他的肩上，有了一種使命感：斯大林走了，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也給丟了。社會主義陣營的航船上，必須有人把正舵輪，開辟出一條新的航道來。
三著急上火的《文彙報》
1957年的春天，比往年來得都要早。
草叢還留著殘雪，湖裏還結有冰層。隻不過經過幾次急驟而又溫和的雨水，冬日枯索的樹枝便在雨水的浸染中膨脹起來，茸茸的鵝黃新芽漸次爆開。隨即一冬懶於梳妝的畫屑，就在日愈轉綠的樹枝上一試自己的新聲……
然而，最濃鬱的春信，並不是來自讓汀南鋪上一層錦繡的粉紅色桃花，嫩綠的柳霧，以及雪白的山茱萸花。而是來自北方一位魁梧的身影，一個從1956年風跌浪宕的大河裏撞擊思索也獲得力量的中國之春的纖夫。
2月27日，毛澤東以國家主席的身份，召集了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擴大）會議。在這個有一千八百位黨內外負責人士參加的會議上，他做了長達四個多小時的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接著在3月6日，舉行了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徐鑄成先生被邀請參加了這個會議，而且，他和《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上海《解放日報》總編輯楊永直、《新民晚報》總編輯趙超構等位，作為新聞界代表，在3月10日下午，受到了毛澤東的單獨召見。
他留下了兩個極為深刻的印象。其一是豐澤園內，庭院中並沒有什麼特殊布置，院牆看上去斑斑駁駁，未經整修。會客廳裏，隻有一張長桌。周圍是一圈任何辦公室裏都能見到的普通椅子。“功高任重的偉大領袖，生活如此簡樸”，使他“驚訝不已”。
再一個是，陪同接見的人裏，沒有劉少奇、周恩來，或是其他政治局成員。隻有一位康生，幾年裏他一直在家養病，政治的風景線上頗為沉寂，此刻他卻破門而出了，他像是這樣一個人：黨內太平時，他病病歪歪，隻有閉門摩挲古玩，或是吟風弄月；黨內稍感覺異常，他便精神硬朗得能在結實的水門汀上紮個窟窿。他又像是一頭頗得主人賞識的獅毛狗：主人不用它，它無聲無息，偏於一隅，悲哀與淒涼，隻拌著華貴的狗食咽進肚裏；然而隻要主人一叫它，或者不必叫，它就自己來了，總能讓主人在頗為孤單的時候平添幾分溫暖，或是讓主人在某種世相未脫混沌之時，就變得異常地“清醒”……
一進門，康生就向毛澤東介紹：
“主席，這位就是徐鑄成同誌。”
毛主席立即伸出一雙大手，緊緊地握住徐鑄成的手說：
“你就是徐鑄成同誌？你們《文彙報》辦得好嗬，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辦得活潑。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紙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工夫再翻翻其他報紙。”
落座後，康生先開口：
“各位有什麼問題要請示主席的，請提出來。”
沉默了分把鍾後，鄧拓輕輕地對徐鑄成說道：
“鑄成同誌，你先談談吧……”
因敲響了一場“電影的鑼鼓”，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的張春橋，表示了很大的不悅，心頭正有幾分沮喪的徐鑄成，便先開口了：
“我們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對馬列主義沒有學好，在報紙上如何開展雙百方針，感到心裏沒底。抓緊了，怕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放鬆了，又怕犯修正主義的錯誤。請問主席，該如何辦好？”
毛澤東聽出了徐的弦外之音，他含笑講了半個多小時。雖表示明確地支持這場“電影的鑼鼓”，卻沒有明確地給徐鑄成一塊能不犯錯誤的“法寶”。但他在原則性談完防止片麵性的問題之後，又說的一番話，真讓徐鑄成有如聽到了天音：
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延安辦報，曆史也很短，全國性辦報更沒有經驗。辦學、搞出版、科學研究都是這樣。全國有五百萬的知識分子，其中的共產黨員不過是一個小指頭。說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一點道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的是行政領導，政治領導……
年內要開始整風，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在小民主前再加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先整共產黨。現在我們有些同誌裝腔作勢，他們沒有本錢，又要做官，不擺架子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