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組織也在支持鳴放，號召黨員帶頭鳴放。不願意寫就組織你說，全校各係各個部門紛紛召開座談會，發動群眾和團員給各級黨組織提意見。你說不出子醜寅卯，就說雞零狗碎，你對校內沒有意見，也可談談校外的所見所聞。此後，不等規模的、白發或是有組織的辯論會出現了，大膳廳前的廣場，開始被人們稱之為“海德公園”，成百上千的學生在這裏傾聽一場場激烈的辯論。學生會規定每日從下午5時至10時為辯論時間，廣場上搭起了講台，並專辟了兩間教室裝上播音器材以向全校廣播。
5月27日的《文彙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大學“民主牆”》的通訊，這篇通訊由劉光華采寫，浦熙修簽發，其結尾顯然流露出他們為北大校園裏這充滿了心聲與活力交響的初夏而感到歡欣、鼓舞——
就在這個激蕩的時候，我看到了同學們是多麼的有條不紊，遵守著秩序。他們照樣地用心聽講，在實驗室專心一意地工作，在運動場上打球，圖書館中仍然是座無虛席。年輕的孩子們，盡管他們唇槍舌劍，爭辯得麵紅耳赤，但沒有人不尊重對方所出的大字報和發言的權利。他們自己要講話，但也讓別人講話。我不禁想：我們黨有這樣生龍活虎的年輕人，什麼困難也是能克服的。
幾乎每天要去梅蘭芳府邸串一次門、程硯秋請人吃飯也常常拉去作陪的謝蔚明，則在戲劇界如魚得水般穿梭，他著重為被稱之為京劇花旦一絕的筱翠花鳴不平：解放後他的一出出拿手好戲，不是因為“封建毒素”被封，就是以“宣揚色情”遭禁，弄得他後來不必出門了，成了掛在淒冷角落的蛛網裏，一隻靠編織昔日舞台絢爛回憶而打發日子的蜘蛛……
楊重野則對肅反“擴大化”有了興趣，也許是因為自己遭際的坎坷：他四十年代就在《文彙報》工作，出於對共產黨的仰慕之心，他不畏風險去了東北戰場采訪，並發回了不少宣傳共產黨的報道，據說很受戰士們的歡迎，林彪、陳雲、彭真等人也都認識他。他隨“四野”進關到了華北，留在了《石家莊日報》，報社社長是張春橋。此後，他便漸漸成了一條被晾在海灘上的魚了，再轉去新華社，連海灘上也不讓魚呆了，晾在海灘上多少還能觸及漲潮時推上來的海水，這時更將魚掛了起來——他被分去搞資料。他明白在自己的履曆上，幾乎從他走出《文彙報》起，便有一道懷疑如舞台上的聚光燈一樣時強時弱地跟隨著自己；他想不明白的是，怎麼能憑這貌似有形、抓一把過去卻兩手空空的“燈光”來處置一個人的前途呢？
他重新回了《文彙報》。鳴放期間，他采訪民革中央常委、全國人大常委的黃紹竑先生，後者向他說，肅反運動中不少清白無辜的人受到了懲罰，原因在於中國至今沒有民事、刑事法典法規，隻有個別的條令。反貪汙了，拍拍腦袋，來個懲治貪汙條例；要肅反了，摸摸下巴，又來個懲治反革命條例……有了法律反而可能束縛自己的手腳，不如這樣製定臨時的政策，怎樣方便打擊敵人，我就怎樣打擊！在法律服從於運動、等同於政策的搞法下，冤假錯案的大量出現便是不可避免的了。黃先生向他提供了一些看來是有憑有據的材料，楊重野據此寫了一篇不短的報道，在本報刊出後，新華社又向全國發了通稿，一時間引起很大反響。
記者們一般上午出去采訪，下午或是晚上回來寫稿。每天緊張得似走在槍林彈雨裏，有時連喘口氣的工夫都沒有，就得即刻趴在桌子上動筆寫稿。因為五十年代電腦、傳真等現代通訊技術，還在孩子們讀的科幻小說裏，稿子寫完，先得經浦熙修把關，她審畢後交辦事處的譯電員譯成電碼，再由通訊員送郵局向上海方麵拍電報，而這一切必須在十一點鍾左右完成，淩晨二點在上海的編輯部便截稿了。
無疑，最辛苦的是統領全局的浦熙修了。
她起得最早，總是趕在上班之前便進了辦公室，大家到齊後，一一聽取各人當天的活動計劃，然後她提出看法，讓大家明確編輯部在導向上的要求。倘若通過有關渠道了解到中央最新的精神，她也在這一簡短的碰頭會上講一講，使大家在采訪中有所遵循。她本人也出去采訪，親自組織有關恢複社會學研究方麵的鳴放。她曾一天之內走訪了北大燕東園、燕南園、燕西園，去采擷七八位教授的鳴放意見，她一定覺得，在眼下這個新中國罕見的思想豐收的季節裏，自己該帶頭努力搖動駐京辦事處這台榨果機，以使更充沛、更鮮活的“果汁”，能從《文彙報》的字裏行間流淌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