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0章 美麗與悲愴——浦熙修與她的年代(4)(1 / 3)

這兩條縱鏈有沒有橫向的聯係呢?用民盟中央副主席馬敘倫先生在民盟中央一次緊急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來說,這便是“章伯鈞、羅隆基兩位副主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曆史的思想的根源,我個人尤其深切體會到這一點,我前幾年就曾為了調停章、歲之間爭權奪利的衝突而傷盡腦筋。應該指出,章伯鈞、羅隆基等有濃厚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野心,他們可以為個人野心而衝突,也可以為個人野心而聯合……”

在這之前,6月9日至14日,《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這是為什麼?》、《工人階級說話了》等五篇社論。同時,北京、上海、天津、沈陽、鞍山等城市的工人群眾紛紛舉行座談會,聲討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消息,也汗洋恣肆遍及國內大小報紙。猶如中國的任何一個政治運動,乍看上去無不合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邏輯,無不有五嶽摩天、四海呼應的浩蕩,反右運動一開始也很注意了自身的群眾性。

然而,不是所有的“右派分子”都一下意識到自己已經從列車上被甩了下來,那時還不像後來中國的好人要習慣將自己當成“壞人”那般容易。浦熙修便是其中一位,她還儼然端坐在車廂裏,隻是隨身子的猛烈搖晃而驚訝:這列車何以作如此急、如此大的轉彎?

她有事情可徑直走進周恩來的辦公室。中國威風凜凜的十大元帥,她見了也幾乎都能走上前去打聲招呼。過去倘若她對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有什麼不解之處,她總去找黨,她似孩子有道題目不會做了,總要去問自己的父母。這既出白於她自感與黨之間的那種近似於血緣關係的情感聯係,也出白於她努力追求的白璧無瑕般的職業品格,因為她不僅僅是一個記者,還是《文彙報》伸向中國政治天空的一片雷達天線。

《工人階級說話了》一出來,浦熙修就給陸定一打了電話,她問對方:這篇社論的發表,是否意味著大鳴大放已經結束?陸定一做了否定的回答,口氣仍像往日一樣親切、隨和,她感覺不到一絲自己或是《文彙報》已被視為異端的跡象。

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陸定一不會不清楚,一場強勁的政治風暴,業已在一年多來陽光朗照、百鳥鬧林的中國開始登陸了。可這並不意味著他要誤導幾個月前他還頗為心儀的《文彙報》,在這場風暴中粉身碎骨。從他在“文革”裏的磨難經曆看,他還是一個書生氣十足的高級官員,而不是那類心眼猶如網眼一樣密布的政客。可能的答案是,雖然反右鬥爭的最強音是毛澤東本人發出的,但這時,中央政治局卻還未對大鳴大放、整風運動和反右鬥爭這兩者之間原本極為排斥的關係,作出正式的決議和解釋。

《文彙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的編輯部文章出來後,浦熙修火急火燎地趕回上海,和徐鑄成、欽本立一起,應付這突發的“七七事變”!其實,這社論出來之前,鄧拓已經分別給他們三位打了電話,除了提前打個招呼外,他還要他們采取主動,先白行檢查。這招呼卻打得一頭霧水,讓三人絞盡腦汁,也想不清楚一向對本報予以支持和關照的鄧拓,這回葫蘆裏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徐鑄成向欽、浦二人交代好“既定方針”後,便去蘇聯訪問了,一去四十四天,待他五月下旬回國時,大鳴大放的高潮已經過去。在這被稱為“文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文彙報》的編務是由欽本立主持的。在莫斯科時,徐鑄成好容易在大使館裏找到幾張最近的《文彙報》,作為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裏成熟起來的老報人,一個重要的編輯技巧,便是對於內容尖銳的新聞,標題應力求平淡,而內容一般的標題則不妨打扮得突出些,可這幾張報紙的處理恰恰相反。一回到北京,他即跟欽本立通了電話,問對方標題的處理像吃了火藥似的,火氣為何如此之大?欽本立像是啞巴吃了黃連,百口難辯。直到“文革”後,徐鑄成才了解到這一時期,欽本立幾乎天天接到柯慶施的指示,要《文彙報》為大鳴大放火上加油。此外,在這一期間,據說欽本立幾乎每天都要和鄧拓通電話。

為了查實這一“據說”,我曾問過前《世界經濟導報》的一位記者,他告訴我,欽本立在辦報上有兩個很鮮明的特點:其一是強調報紙在關鍵的時候,要起到關鍵的作用;其二是報紙要“得氣”,即能把握高層的想法,了解幕後的動態。在主編《世界經濟導報》期間,欽本立的主要工作似乎就是打電話,給駐京辦事處打,給宦鄉打,給楊培新欽本立和《世界經濟導報》同仁打,給蘇紹智打……與一切在他眼裏能“得氣”又能將“氣”輸送給他的人聯係。無論是在他的辦公室,還是他的家,每月電話費都多得讓報社會計的心狂跳不已,仿佛他的呼吸器官放在了千裏之外的北京,每天如果不能從話筒裏聽到來自北京的聲音,他的生命、他的思維都失去了活力。由此可以認為,在1957年上半年裏,作為原本就從《人民日報》調過來的欽本立,給自己的前上司鄧拓打電話,不但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