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三個人裏沒有誰在嘴上貿然說出來，但心裏都在想，是不是鄧拓領受了何人的旨意，有意發布假的“天氣預報”，將《文彙報》這條船及船上的老部下，引向大鳴大放的風急浪高的海上，並最終導致其觸礁沉沒呢？
九年之後，我估計他們三人還不一定能清楚這裏麵的水深水淺，但他們終於打消了曾對鄧拓的懷疑。1966年5月16日，在這後來被稱作“五·一六通知”的特別的日子裏，全國各報轉載了戚本禹發表在《紅旗》雜誌第7期上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內稱：
鄧拓是一個什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在抗日戰爭時期又混入黨內。他偽裝積極，騙取黨和人民的信任，擔任了人民日報的重要職務。他經常利用自己的職權，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推行和宣傳他的修正主義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資產階級右派方麵一個搖羽毛扇的人物……
次日深夜，在天空上越集越厚、越湧越低的烏雲中，年僅54歲的鄧拓閃電般地撲上前去，在滾滾而來的“文化大革命”的車輪下，擲去了一顆書生血跡斑斑的頭顱……
正當浦熙修誠惶誠恐、如坐針氈之時，石西民來見了她一麵，他正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宣傳部長。解放前，他長期在國統區從事黨的新聞工作，與浦熙修有過頗為密切的聯係，在個人感情上也曾一度傾慕於她……這天，他告訴她，《文彙報》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她可以放心。鑒於他是柯慶施的親信，後者帶著他一道來上海走馬上任，而柯老是人所共知的“毛主席的好學生”，石西民的這一消息無疑是“通天”的。當她把這一消息轉告徐鑄成、欽本立時，“七七事變”幾近一下化成了“台兒莊大捷”，興奮得徐鑄成親自執筆，寫下了《明確方向，繼續前進》的社論，恍如前一階段本報隻是戴了一副蒙上水汽的眼鏡，現在隻要揩去水汽，本報一樣可以在中國的大地上走得山青水綠……
6月18日晚，決意要跟上新形勢的浦熙修，將全國著名的勞動模範孟泰、王崇倫等人邀來了辦事處。在一起聆聽了公開發表的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廣播後，勞模們當即舉行了座談——
王崇倫說：葛佩奇說工人生活沒有提高，我們工人很生氣。國民黨統治時，一麵袋的錢隻能換一袋高梁米，而我們今天能吃肉、大米和白麵。鞍鋼的工人們現在有四所業餘中學，一所業餘大學，一百四十六個浴室及許多幼兒園。右派分子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給我們敲起了警鍾，叫我們警惕，現在不能睡太平覺……
孟泰說：領導幹部過去流血流汗，今天負的責任又重，他們生活多受到一些照顧，我們工人決不反美麗與悲愴浦熙修與她的年代對，但實際上他們的生活跟我們工人一樣。如有人問：“豬肉少，誰吃了？”我說，是因為我們工人和勞動群眾吃了，因為大家生活都好了嘛！葛佩奇說隻有黨員幹部生活提高，我認為他是糊著兩眼說瞎話……
座談一直進行到午夜，臨別時勞模們又叮囑浦熙修，要《文彙報》轉告全國人民，工人階級堅決擁護黨和毛主席，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路，堅決粉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如果必要的話，我們願付出生命和他們作鬥爭！
6月21日，羅隆基由錫蘭首都科倫坡飛回昆明。
此次出行，他是作為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的宣傳部長，隨該委員會主席郭沫若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在科倫坡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全體會議。在年過花甲的他，穿一身純白的西裝，結一條絳色的領帶，用他會內會外那妙語橫生和漢語一般流暢的英語，與各國代表一起切磋如何在這顆星球上以橄欖枝戰勝炮火之時，羅隆基決不會想到，放他出國多半也是一根橄欖枝，以遮掩著一場朝他越逼越近的炮火……
飯店恍如一片樹葉在秋風中簌簌搖晃，可紅土高原上的昆明並沒有發生地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彙報》等一張張報紙，都像是被打紅了炮膛的火炮，是報紙上蟻陣一般湧動的一篇篇關於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指控與揭發，將他打得灰頭土臉，炸得心壁搖撼。羅隆基竭力撐持起自己的心壁，一連往北京掛了三個長途電話。
第一個電話，打到章伯鈞家裏。他質問已經承認了“聯合”一說的章伯鈞，曆來民盟中央內齟齬不斷的兩人，是怎樣“聯合”的？
第二個電話打給葉篤義。羅隆基當上民盟中央副主席時，他擔任了民盟中央辦公廳主任，兩人的關係也比較密切。羅隆基問葉篤義，章歲之間何以有“聯合”一說？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葉篤義卻幾乎和他一樣，雖有人稱他為章歲間的“聯絡員”，但他對於自己何時何地執行過這一“聯絡”任務，也是一頭霧水……
最後一個電話是打給浦熙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