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羅隆基參與了民盟的創建，是政治綱領、宣言、組織章程的起草者，並在全國第一次盟員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他被派到昆明，一邊在西南聯大任教授，一邊籌建民盟雲南省支部。在他介紹下，聞一多、李公樸等著名進步人士加入了民盟。他和雲南省主席龍雲私交不錯，又和共產黨駐昆明的代表頻繁往來，最終使昆明與延安建立了秘密電台的聯係。1944年春，羅隆基參加了由中共南方局發起的西南文化研究委員會，出版進步書刊，推動民主運動。
1946年舊政協會議召開前夕，蔣介石對章伯鈞、羅隆基這兩顆咬不動吞不下的銅豌豆采取了懷柔政策：除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要當什麼部長都行！
章伯鈞的回答似乎缺乏幽默感：
“就是給我幹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我也不幹！”
羅隆基則與來人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他放出來的話是：
“我要當就當外交部長，我能講一口呱呱叫的英語，保證能當一個呱呱叫的外交部長！”
來人是同鄉兼同學、此時正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任上的彭學沛。羅隆基一口戲言，彭學沛一笑置之，隻丟下一句話：
“努生兄，雖然別人叫你‘羅隆斯基’，你我同鄉同窗，我卻知你並非‘布爾什維克’，共產黨也不會重用你的。現在他們隻是要利用你，而決不會信任你……”
羅隆基也一笑置之，難道你國民黨不是想利用我，而是會信任我？他更是“羅隆斯基”了：在參加舊政協的黨派裏，民盟的代表比國民黨多，更比共產黨多，每一票無不舉足輕重，但仍同共產黨私下定有協議，即對重大問題事先交換意見，互相配合。在小組裏，他和共產黨代表王若飛好似哼哈二將，輪番上陣，將號稱“中國憲法學專家”、曾任國民黨外交部長的王世傑塗在黨國身上的“民主”金漆，給一片片地刮了下來，露出了中世紀裏封建古堡白森森的軀殼……
“羅隆斯基”，渾如頓河流域的自由哥薩克，走到哪裏，都騎在自己意誌的烈馬上，高舉鋒光閃閃的愛憎，讓人們的眼前無不掠過一片紅色的旋風——
在特務密布的聞一多、李公樸的公祭大會上，他對著話筒吼道：
“李聞兩先生倒下去，千千萬萬同胞在他們的血泊中站立起來！”
在南京曉莊學校為陶行知先生舉行的追悼大會上，他幾乎就在蔣介石的眼皮底下說：
“‘曉莊’的曉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嗎？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滿山滿穀的論語，正是醫治中國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們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論語，把中國變成曉莊，變成天亮的地方！”
一個理想，一個飽經戰亂與憂患磨礪的理想，讓浦熙修與羅隆基相互認知。
一種人格，一種不為強權所屈服，隻為真理而折腰的人格，讓浦熙修與羅隆基互相引為知己。
也許，羅隆基的紳士風度，還有那種典雅而又精致的生活方式，也讓浦熙修心動。而浦熙修因為東奔西顛的記者生涯及缺乏愛意的家庭生活，那張白皙、蘊藉的臉上，流瀉出一層疲憊尚有幾分憂鬱的溫柔，也讓羅隆基看了心疼。總之，他們感到在茫茫人海裏，自己的心，早就像鴿哨呼喚碧空一樣呼喚著對方……
舊政協會議召開的次年，浦熙修斷然在南京與丈夫分手。中國人民推翻蔣家王朝的鬥爭正風起雲湧，作為這場鬥爭的兩員猛將，他們還無暇安排自己的生活。不久，浦熙修在南京鋃鐺入獄，羅隆基積極奔走營救。解放前夕，羅隆基又在上海遭特務軟禁，浦熙修冒險前去探視。直到1949年初冬，經政務院安排羅隆基在北京乃茲府胡同12號原北大校長蔣夢麟公館安家，而《文彙報》駐京辦事處又在東單燈市西口朝陽胡同找到房子，兩處相距不過百米，兩人才三天兩頭見麵，心有靈犀、噓寒問暖之狀，也令京都知識界幾乎盡人皆知……
這又是一出令人唏噓不已的愛情悲劇。
盡管隻有一箭之遙，浦熙修卻始終未能明媒正娶、披紅掛彩地走進乃茲府胡同。對於她與羅隆基的結合，彭德懷夫婦堅決反對，官方婦女界的頭麵人物也一個個斷然搖頭。自然，這是為著浦熙修前途的好心，但從中是否也能發現一種早隱隱融於血脈的關於自家人與外來客的敏銳區分？仿佛在他們眼裏，在統戰的旗幟下，你羅隆基可以做政務委員，可以擔任部長，但實打實的婚姻無法統戰，你就是不能做共產黨的女婿！
可以理解一對兒女有些情緒。平常他們住校，羅隆基不時過來坐坐，或者浦熙修自己過去。每逢星期六晚上，或是節假日，兒女便來辦事處看望媽媽，這看望的內囊便有了幾分走樣：形影相吊的羅隆基，難免不思念近在咫尺的戀人，可隻要辦公室的電話一響，他們頓起中南海衛士般的警覺，馬上趕在母親的前麵衝過去。據說電話倘若被女兒接到了，她隻說媽媽不在；如果是兒子接到了，多半就是兩個字：“混蛋！”隨即將電話重重地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