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徐鑄成卻不太買羅隆基的賬。別說是聽羅隆基指揮了，就是羅隆基來的稿件，徐鑄成也不一定刊登。或許對浦熙修、羅隆基兩人的關係有些隱隱擔心的他，總會不白禁地找個什麼地方發泄一下；或許真是稿子本身寫得不合報紙要求，他曾退過他兩次稿。有人勸道：退回給他不太妥吧，他可是民盟中央的副主席，別的報刊請他寫，他還不一定寫……徐鑄成的回答是：我不管他是什麼副主席，我隻就稿子論稿子。據說，下起筆來曆來戰無不勝，乃至有時國務院的報告周恩來也請他去潤飾的羅隆基，為此一次在民盟中央開會時，他悻悻然地說：還說是什麼知識分子的報紙，竟連我的稿子也不登……
自從“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之間往來的信件被訴之以手槍、發報機、毒藥一類的“反革命材料”後，中國人對於查抄他人的信件，便有了性變態者搜羅女人用品般的愛好。人們要浦熙修交出羅隆基給她的信件，隨後她的前夫又揭發說：1947年，羅隆基曾囑咐她以後的信要留起來，從此她便把往來信件都縝密地鎖進了報社裏……浦熙修被迫交出了三封解放前的信，並一口咬定：其餘的再也找不出來了！
此時，反右運動正在全國形成烈火幹柴、鋪天蓋地之勢。
從下刀之準確、見報之迅速上，後人可以發現，當時彌漫於國中、好似驚濤拍岸的工農兵大眾的種種言論和文字，十有八九，經過了領受旨意的文化人的剪輯與潤飾，但一般地說：
人民看來是全身心地讚同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關於知識分子的自治和持不同政見的思想，在知識界以外是很少得到理解和支持的。指責知識分子不忠於黨和傷害了黨，這種說法打動了大多數人民，因為他們仍然投身於黨和毛澤東改造中國的事業。知識分子從整個人民中被孤立了起來……
——（羅德裏克、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年1965年》）
似乎沒有比動員廣大的工農兵大眾來對付知識分子更奏效了，這不僅僅是數量上巍巍昆侖與一抔黃土的區別，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尚未由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的工業文明做出根本的跨越之前，尤其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被視為工農大眾的勝利，而知識分子隻不過是作為一群破落戶子弟被收留上這趟新的時代列車之時，身為新舊文化的兩重載體、遠沒能形成相對獨立的階層的知識分子，一旦處於與整個工農大眾對立的境地，一種猶如狂風中柳絮的精神無法著陸的迷茫感，一種好似螞蟻翹首大象巨足的自我渺小感，一種幾近兒子背叛了父母、吃了他們的用了他們的卻不被他們所認同的道德愧疚感……便成了交彙眾多知識分子心頭揮之不去的一個夢魘了。
正是這個夢魘，在很長的時間裏，在很大程度上，使理性蒙上眼睛，骨頭流失鈣質，本該礁岩般堅守的漫長沉默，化為了雖撕裂自身也要去媚俗於一刻的泡沫……
1957年，在利用民粹主義所形成的巨大輿論壓力外，再加以充分利用的就是一種人們對於生存的恐懼：你是隻螞蟻，組織若接納你，你便在一張社會巨大而又無比細微的網絡上，有了一個不一定太好卻能平安的位置。若不接納你，這網絡便成了一塊你怎麼也塞不進腳的厚玻璃，無論爬去哪裏，早春的第一點冷雨就能擊穿你的皮膚，深秋的第一片落葉就能打扁你的腦袋……
在一個專製氣息遠未能肅清的社會裏，比起宇宙中的黑洞來，恐懼有著更強大的力量，中華民族傳統中那些積澱千古、穩定似泰嶽華山的倫常關係，一下被衝決得顛倒了個，被曆代士大夫引以為楷模的屈原、太史公的光照史冊的氣節與品格，頓時成了紛紛散落於政治茅坑裏的手紙、衛生巾——
如同兒子可以揭發父親，1957年6月19日，《文彙報》在第3版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章伯鈞的兒子章××同父親劃清界線》的消息；
如同學生可以揭發老師，5月間，錢偉長向來訪的記者大大地誇獎了一番自己的得意弟子胡××等人，為的是讓總像小蟲一樣圍繞他們飛的“紅眼病”，氣得跌斷翅膀。兩個月後，在清華大學萬頭攢動的會場上，胡××本人則像一隻小蟲翩翩地飛到了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