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濃稠得幾近墨汁的夜晚，羅隆基無須再用理智的目光去引導筆杆了，而任憑自己一顆破碎、怨恨的心，在稿紙上簌簌地顫抖。還在7月間，他在給多年好友郭沫若的一封信裏，寫下了這樣一段話：現在整風座談會中，揭露與事實相距愈來愈遠，是非就愈來愈混淆不清。我舉一個極小而極可笑的例子來說：浦熙修揭露“羅隆基是個地主寡婦撫養成的，是地主身份。”實則先父於1924年去世時，我已在美國留學，八十歲的庶母今天還健住北京。我家從來沒有被劃成地主。然而這是浦熙修揭發的，誰肯不信？浦熙修尚且如此，別人揭發的事就更離奇古怪了，我就成了凶惡殘暴、死有餘辜的惡魔了……
真可謂病急亂投醫了。在這良知被剁得爛碎，並被做成炒肝在前門大街上賤賣時，浦熙修尚且如此，郭沫若先生焉不如此？羅隆基多半還不知道，在1956年1月，周恩來做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後，如沐春風的民盟中央深受鼓舞，一連就“雙百”方針的貫徹、科學研究規劃、教育改革等方麵的問題，成立了四個專門委員會，並就調研出來的結果寫出材料上報給黨中央。反右鬥爭一開始，正是郭沫若先生首先在大會上指控，這些材料實際上是“章羅聯盟”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綱領”……
不清楚羅隆基是什麼時候終於明白，他的幾近喋血的一切辯解，除了給那扇巨大風車的軸承上添加更多的潤滑油外，實在不會有任何結果；
清楚的隻是，反右鬥爭以後，羅隆基和浦熙修依然住得相距不遠，可如同有過正式的割袍斷交，兩人間再無任何來往。
六並不太遙遠的過去
在《文彙報》，有徐鑄成、浦熙修等六名編委，以及謝蔚明、楊重野、劉光華、梅朵等十五名記者、編輯、職員被劃為右派分子。在該報駐京辦事處的十人裏，就有七人被打成右派。此外，還有欽本立等黨員幹部受到黨內處分。
浦熙修深知自己這個右派的分量。
7月間，她去上海時，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宣傳部長的石西民來見過她，告訴了她一個可謂是“通天”的消息。回到北京後，她又去見了妹夫彭德懷，彭老總認真看完她寫的一份檢查後，麵對她一臉的惶恐，連聲說：我看寫得不錯，認識了就好，沒事，沒事……但她還是被最高層欽定為右派，這便意味著她是個在政治上永遠不得翻身的右派。
與此頗為相悖的是，她以為自己全國政協委員一職定被撤去。豈料下一次全國政協開會時，她仍然接到了赴會的通知。一天開會時，她在休息廳裏看到了周恩來，正想將自己的身影藏匿進人群裏，周恩來也一眼看到了她，並向她招呼道：
“熙修，熙修，你過來呀……”
口氣未變，神情也未變，眉宇間溢出的還是往日的那份親切。她不得不走了過去，叫了一聲“總理”。周恩來問道：
“現在情況怎麼樣啊？”
想起過去在他身邊的無拘無束，海闊天空，眼下她千言萬語堵在喉頭，一時不知如何開口。他似乎清楚她的境遇，自己接著說了：
“有錯誤也沒有關係嘛，人活一輩子，哪能不犯一點錯誤呢？我就犯過錯誤。你得鼓起勇氣，從哪裏跌倒就從哪裏爬起來……”
事後，浦熙修了解到，自己這個政協委員沒有給拿掉，是周恩來的意見。不久，周恩來又將她安排進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當了一個小組的副組長。她曾感慨地對人說，新聞記者當不成了，就安心當舊聞記者吧。
1959年10月，作為第一批“確實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之一，浦熙修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在六十年代，中國現代邏輯的開山鼻祖金嶽霖先生，已經七十多歲了，仍積極參加民盟組織的有關學習。李文宜先生回憶道：
金老在學習期間與同組的名記者浦熙修女士過從甚密，常約請她到家用餐。因為金老家的一位高手廚師做得一手好菜，無論中西餐都讓金老滿意，也得到浦熙修的賞識。不久，他們便相愛了，並準備結婚。這確是一件出人意料的喜訊。不巧的是，此時金老因病住院，浦熙修也確診患了癌症。當時正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同時得知浦熙修的女兒恰好又是彭德懷愛侄的未婚妻。（胡注：浦熙修之女袁冬林先生指出此事有誤。她隻是認識彭德懷的侄子，卻並無來往。）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我考慮到這兩個人的婚姻可能為政治問題所牽連，並且金老是黨員，又很單純，不一定了解這些情況的複雜性。於是，我在去醫院探望金老時，婉轉地勸他“不要急於結婚，再考慮一下”，並將浦熙修的病情和她女兒與彭德懷侄子的關係告訴他，供他參考。他聽後立刻嚴肅地說“這是件大事情”。他出院後便去看望浦熙修，這時，由於病情發展很快，她已經臥床不起了。金老終於沒有結婚，這件事至今回想起來仍感到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