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1月，浦熙修靠在病床上寫了一份自傳，裏麵如是回憶道：
1965年國慶節後，我就病倒了，12月進醫院才知道是直腸癌。
1966年1月動手術，後來又到療養院休養，直到6月7日才出院。
那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不料當年11月，直腸癌手術後複發。12月我還到民盟學習，直到1967年3月，我實在走不動才告假。我病已三年，我住醫院的時候，民盟、政協的人還來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來看我，今年好像與世隔絕，連家人都不來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快結束，我努力完成我的自傳，供政協大聯委總部審查。我無法響應毛主席的廣大幹部下放勞動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改造自己……
大概不是家人不想來，而是來不了，一子一女均被運動給牽扯進去。有病而又未住上醫院的日子裏，原《新民報》的老板陳銘德、鄧季惺伉儷，這時已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他們不顧年老體衰，不怕受牽連，一個早早去醫院替浦熙修掛號，一個去將她接來，看完病後又送她同家。但家徒有虛名，多數時候仍煢煢隻影，與世隔絕。還有“文革”時舊賬重提的批鬥，以及妹夫彭德懷的不白之冤……好似一場場鵝毛大雪，壓向了她的鬢發，壓彎了她的身子。正如浦熙修自己所料，此後她隻活了一年半，1970年4月28日，她撒手人寰，享年60歲。
似乎還得提及浦熙修兩個姐妹的遭遇：
浦家是一個在20世紀中國政治的大海裏，猶如巨大海藻一樣飽吸了那喧囂不定的海水、頗能體現這政治的特色也頗具某種悲壯性的家庭。
浦熙修的妹妹安修，上高中時已是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成員，一進大學就加入了共產黨。盧溝橋頭殘陽如血，即經山西去延安，一別八年再重逢重慶時，身邊已帶來一位臉膛黧黑、好似留住了多少戰役烽煙的丈夫。解放後，先在輕工業部工作，又在中央黨校學習一段，後任北師大黨委書記。受彭德懷冤案牽連，“文革”中關進監獄，屢遭批鬥，飽經磨難。三姐妹裏唯一默默演繹著在中國平安便是福這條真理的，是離政治有遙遙距離的大姐潔修，北師大化學係畢業後，與未婚夫同去德國深造五年。解放後丈夫在工業皮革研究所工作，她曾被推舉為北京市工商聯主任，在八十年代當選為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似乎比浦熙修要幸運，劃右以後所有職務均被撤去、唯剩下一個全國政協委員的羅隆基，整日呆坐乃茲府12號那院曠房冷的家中，卻像是看見了在紅漆斑駁的大門外，一團團將陷中國於日月失色、地黑天昏的大劫難的烏雲，正在地平線上急遽地積聚、升騰，他是在這場大劫難的前夜-1965年12月7日因心髒病突發而離去的，享年69歲。得悉這一噩耗的章伯鈞，幾天前剛讀完姚文元的大作《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他沉默良久，眉頭緊鎖，最後向女兒掏出了兩句話：
“老羅他，這個時候走了也自在……”
“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馬上就要開始了！”
曾是情人終又成了陌路之人的兩人，人生的結局竟是如此不謀而合，彌留時都是孤寂淒涼，沒有一個親人在旁……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在人生最後的時刻，他們是否因想起了彼此十年間不是伉儷、卻勝似伉儷的情誼，而擺脫去怨恨，彈壓下歉疚，兩對昏花老眼穿越了時空的阻隔，在終於相視凝望的那一刻，彼此都漫過哀婉淒惻的瑩然光影，並在無邊的黑暗似大片的霧氣襲來的瞬間．一縷依稀卻依然有力的思緒，像一串豔亮的火星，劃過這越來越濃稠並要吞沒去自己的黑暗，那便是——倘若還有來世，彼此不要再做什麼政治家、社會活動家，總想大筆如椽、探驪得珠的名記者。他們就做個小人物，哪怕是做販夫走卒、村姑桑婦，應了一句老話：貧賤夫妻百事哀，可他們終能平平安安，相廝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