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曾傳授“借力打力”的精髓，隻因厚黑之道，不在胡攪蠻纏，而是聰明地用小力得碩果。懂得利用自己身處的環境，借力打力，才是明智之舉。
李宗吾曾傳授“借力打力”的精髓，隻因厚黑之道，不在胡攪蠻纏，而是聰明地用小力得碩果。在職場中，遇上對手的時候，應對方法自然五花八門，但硬碰硬，總顯得毫無技術含量，事倍功半。相對來說，懂得利用自己身處的環境，借力打力，才是明智之舉。
在一些現代國家，運用輿論迫使不適任的官員下台，便是一種借刀殺人。企業界有一款“殺人”招式不是很文明，就是將“不夠死忠”、“非我族類”的幹部派去當部門主管，命他對該部門進行整頓、裁員。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台灣有一家報社，新的老板入主後，命總編輯當劊子手，進行大裁員，裁得“屍橫遍野”之後，新老板接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總編輯給裁了。
這一計發展到極致，是讓人自廢武功。曾經有一個人，被派去擔任經理，而他當了經理之後的任務，就是把這個公司撤掉。有史以來，借刀殺人之計都沒這麼大刀闊斧，心狠手辣過。
從正麵積極的角度來看，“借刀殺人”有著多元、豐富的涵義：“刀”，是指同業、輿論、對手、第三者，是一種可以假借的力量，善用之，事半功倍。同業的整合，可以改變產銷秩序；輿論的作用，可讓交通部長為空難事件或沉船事件負責而下台；來自競爭對手的壓力，可刺激我方不斷成長。借得巧妙，這些“刀”都化作了“力”。
在東方式的管理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派係管理”。不論政黨、社團或公司，普遍存在“次團體”、“派係”、“幫”等小圈圈，它們彼此間相互製衡，就是借刀殺人的延伸。整個組織內部，用派係去牽製派係，派係之間合縱連橫，相互掣肘，既可整合歧見，又不致一派獨大。各股勢力維持動態平衡的“共治”模式，有的時候比集權的管理模式更加行之有效，它依賴的，便是“借力使力”這個方法。日本的最高領導人深諳借力之道，特別講究“派係平衡”，便是這個道理。
一個大力士縱然擁有“倒曳九牛”的神力，也不過隻是一個大力士而已，派50個人就足以製伏他，再不行，派500個一定可以將他擺平。這個“派”字就是借，可見借的力量是何其大啊！
發現“浮力原理”的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曾經自豪地說：“給我一根棍子和一個支點，我就可以撬動地球。”借力使力，可以產生四兩撥千斤的效應。
清末洋務運動從“求強”轉入“求富”階段，其標誌就是李鴻章輪船招商局的成立。由於政府財政緊張，李鴻章提出招商局采用“官督商辦”的形式，即“由官總其大綱，查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冀為中土開此風氣，漸收利權。”“將來若有洋人嫉妒，設法出頭阻撓”，“以為華商保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官督商辦”成為中國近代化經濟的十分重要的一個發展模式。
一開始，李鴻章仍習慣於任命官員經辦此事，飭令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籌辦輪船招商局。由於朱不善於經營新式航運業，商人趨之避之，根本招募不到商股。於是，李鴻章於1873年3月撤掉朱其昂，任命原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為輪船招商局總辦，重訂章程局規。同時，原寶順洋行買辦徐潤被任命為會辦。買辦出身的唐、徐二人有長期經營近代航運業的經驗，因此在他們的領導下，輪船招商局開始迅速發展。
唐、徐二位商人主事後，上海商人信心倍增，招募商股進展順利。他們按照商業模式、規則辦事，規定每百股舉一商董，由諸商董中推舉一商總，總局和各分局分別由商總和商董主持，使投資人對局務有一定發言權，大股東享有經營管理權。
創辦之始，招商局一方麵麵臨洋商的競爭，另一方麵麵臨國內守舊勢力要將其改歸官辦的壓力，形勢並不樂觀。但李鴻章仍堅持“商為承辦，官為維持”的原則，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的支援。當時沿海和長江航運已為外商壟斷，新成立的招商局簡直沒有立足之地，於是李鴻章為招商局奏準了運送漕糧和一些官府物資的專權；在與洋商的激烈競爭中，中外雙方大打“價格戰”，因此招商局資金一直都處於緊張狀態，為此李鴻章多次容許撥借官款，有時還規定可以緩息。這些措施使招商局漸漸擺脫了困境，不到10年時間，貨輪即由初期的4艘發展到30餘艘，並於1877年收購了美商旗昌公司的全部產業，規模超越英商怡和、太古兩家輪船公司。
李鴻章“借力打力”的技巧可謂十分老練，“官督商辦”將政府的倡議和支持與民間人力和財力資本結合起來，取其所長，形成優勢互補；經營機構憑借以政府支持為後盾，獲得競爭優勢，從而做大做強。
麵對迎麵而來的衝突，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以牙還牙，但很多時候，反而弄巧成拙。每逢這種情況，應該發揮厚黑精神，審時度勢，環顧周圍，借力使力，才能巧妙完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