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春英是運城河津市小梁鄉胡家堡村的農民，她的兒子姚成孝是個退伍軍人。１９８９年的一天，姚成孝騎自行車回家，在村口的路上，碰上了迎麵過來的村支部書記的兩個兒子。因為路不寬，村支書的兒子說姚成孝的自行車撞了他們，於是三人就發生口角。這本來是小事一樁，可由於這個村打文革起就派性嚴重，村裏的家族勢力十分猖獗，不同道不同族的村民之間，要麼老死不相往來，要麼遇事互不相讓。暢春英的兒子姚成孝這回撞的是村支部書記的兩位大公子，對方當然就不幹了，又仗著平日老子在村上當“一把手”的威勢，便衝孤身一人的姚成孝動起手來。姚成孝覺得自己連車子都沒掛一下對方的衣衫，怎麼說動手就動手呀？這一方非要贏回威風，另一方又不甘吃虧，你打我回，幾招過後，村書記的兩個兒子一前一後，一上一下，趁姚成孝不備之時，拿起刀子連捅姚成孝兩刀，姚成孝當時便倒在了血泊之中。後被村上路過的人看到，急送醫院，可由於流血過多，途中便停止了呼吸……
好端端的兒子，全家的頂梁柱在傾刻間悲慘離去，身為母親的暢春英和姚成孝的父親姚誌忠悲痛欲絕。更令他們難解心頭之憤的是犯有故意殺人罪的村支部書記的兩個兒子，隻被法院判了故意傷害致死人命罪，主犯隻判１２年，從犯３年。
殺人償命的道理，暢春英和丈夫這對農民夫婦還懂，他們覺得自己的兒子死得慘，死得冤，法院判殺人犯判得太輕，所以不服。為了使慘遭殺害的兒子能在九泉之下合上眼，暢春英和丈夫將死去的兒子一直沒有下葬，棺材放在兒子活著的時候住的那間房子裏。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法院能還他們一個心服口服的判決。為這事，老兩口便開始上縣城，跑運城，奔太原上訪申冤。光北京就去過４次，連天安門派出所的民警都熟悉暢春英夫婦了。
這不，第一次上北京的暢春英和老伴不知怎麼個向政府申訴自己的冤情，便走到新華門那兒，見解放軍戰士在那兒站著崗不讓進中南海，就掏出孝服穿上，然後披麻戴紗地在新華門口長跪不起。老兩口還沒有來得及哭喊幾聲，便被便衣警察送到了天安門派出所。警察同誌了解實情後，並沒有難為這對山西農民，但告訴他們北京是國家的首都，特別是中南海是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辦公地方，要想解決問題還得一級一級的來處理。後來山西方麵來人將他們接回了原籍。
人死了不埋會很快腐爛發臭的，再說雖然沒有“鬼”一說，可畢竟死人不入土，鄰居和周圍的人受不了呀！特別是一到夏天，那從棺材裏發出的臭氣，直熏得方圓十幾裏路都能聞得見。姚家從此成了誰也不待見的“死人戶”，白天村上的小孩子們繞過姚家上學，晚上連成人們都不敢出門串親訪友，怕姚家的棺材裏鑽出一個“鬼”來喊冤。失兒離眾的暢春英和老伴越發感到悲哀，每當夜深人靜時，他們隻有在兒子的棺材麵前向鬼魂哭訴人間冤情。那淒涼悲切的慟哭，伴著陣陣夜風，飄蕩在四周的村野上空，更令鄉裏鄉外的村民們毛骨悚然，長噓短歎。
暢春英的老伴姚誌忠是個農村教師，他知情知理，可同樣咽不下這口氣，所以老兩口你攜我扶著又一次次地往縣上、市裏、省城甚至北京城裏跑，成了天安門派出所的常客。他們手中拿到的領導“批示”有厚厚的一疊，但“批示”後麵的下文就沒有了。暢春英和老伴不相信天下無說理之處，他們年複一年地跑啊跑，而長眠在棺材內的兒子的屍體，也由腐爛變幹巴了，直到最後像被神靈抽走了雲絲似的隻剩下一具骨架……隻有半夜裏他的親生父母那淒涼悲切的慟哭依舊飄蕩著。
常年的上訪和悲傷，使暢春英夫婦身無分文，疾病滿身。1996年，暢春英丈夫又在上訪的回程路上猝死。老伴在臨死時拉著同是病魔纏身的暢春英叮嚀道：“家裏借不到錢，就不用為我備棺材，也可以扔在野地裏不埋我，但兒子的事你一定要上訪下去，直到有好幹部來管我們。”
那年暢春英五十剛出頭，可她的模樣已像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太。她把家裏所有能換成錢的東西都拿出去賣了，總算給老伴備了口薄皮棺材，隻是既沒有辦喪事也沒有給他入土。她把裝著老伴的棺材放在自己的房間，像過去幾十年一樣，天天依偎著棺中的老伴，權當他還活著……
暢春英家共有三間陋房，隔成兩半，中間一道牆壁。老伴死後，她家隔開的兩半房子內各放一具棺材，兒子和丈夫默默地躺在棺內伴她日起日落。打那以後，村上的人再也聽不到深夜那一男一女此起彼伏的淒涼悲切的慟哭聲了。喪子失夫的暢春英早已哭幹了眼淚，隻有每天夜深人靜時，她才像全身癱了似的伏在兒子和丈夫的棺材上用蒼老的雙手一下又一下地拍打著棺木，借以傾訴心中的無盡悲憤與思念，那拍打棺木的聲響，在靜寂的黑夜裏，顯得很響，傳得很遠，會驚醒三裏五村，會引得鬼泣犬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