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u000b�“大娘，這些年您受苦啦，我們早該來您家看您和您沒有入土的兒子及老伯……”梁雨潤向暢春英大娘說完此話，便獨自大步朝放著棺材的兩間破屋走去，並且站在那兩口棺材前凝視許久，然後畢恭畢敬地鞠躬默哀。
“兒啊，他爹啊——你們睜眼看看哪，梁書記他到我們家來啦！他代表政府來看你們啦——十幾年啦，你們盼啊盼，連魂絲兒都盼幹了，今兒個你們該知足了呀啊嗚，我的兒啊，你和你爹該瞑目了呀——啊嗚嗚……”就在梁雨潤鞠躬默哀的那一刻，吃盡人間苦楚的暢春英大娘再也無法克製地一頭伏倒在棺材蓋上，嚎啕慟哭起來。那斷腸裂肺的慟哭，像決堤的山洪，衝擊著在場的每一個村民和幹部的胸膛，人們無不落下同情的淚水……
“大娘，根據你家庭的經濟狀況，政府決定給２萬元經濟補助，好讓你兒和丈夫的靈柩早日入土。”
“梁書記，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一定會盡快把兒和老伴的棺材埋了。過去即使有海一樣深的冤，有你這麼大的幹部今天上我家來這一趟，看咱屈死的兒和苦命的老伴一眼，我從今再不上訪了！我謝謝你，謝謝黨……”
“大娘，我要代表黨組織和政府向您表示歉意，是我們的工作沒做好，讓您一家受那麼大的冤和苦，真對不住您老人家呀！”
“不，梁書記，我要謝謝你，謝謝政府和黨啊！”
梁雨潤和暢春英就這樣長時間地邊流淚，邊訴說著，那情景讓在場的人無不感動。當然，最受震動的是那些聞訊趕來的縣鄉村幾級幹部，他們麵對這一場景，都忍不住愧疚地低下了頭。
不是嗎，如果他們都能像梁雨潤一樣早一點來真正關心和看望一下暢春英一家，已是悲哀萬分的姚家怎麼可能還會雪上加霜，走上了漫漫幾百次的上訪路？怎麼可能父子同赴黃泉路？怎麼可能兩具裝屍棺材露放幾年十幾年？怎麼可能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出現如此不可想象的人間悲劇？
我在北京知道了這件事後，立即用電話撥通了梁雨潤書記的手機。希望能聽到他對此事的激動人心的描述。然而手機裏的他，卻異常平靜地說：我做的事算什麼？就說我去暢春英家的事，其實根本不值一提。人家是老實巴交的農民，覺得當年自己的兒子死時法院判得不公，希望政府給個糾正機會，就為這，吃盡了千辛萬苦，搞得家破人亡。當農民的有啥本事？沒呀，所以他們用不埋死人把棺材放在家裏作為惟一的籌碼來爭取自己那一點點權利。可是我們的幹部和領導們十幾年來居然可以對此不聞不問，就算是嚇得不知如何辦好，至少人家上訪了多少年，你也應該到受害者家裏訪貧問苦，問寒問暖一回吧！你一直不來，十幾年不來一次，人家心能不冷嗎？
暢春英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病魔纏身的農婦，她能做的出格舉動僅僅是去跪倒在政府大門口。要是換了年輕力壯，血氣方剛的人，你能料他不會幹出什麼過激的事？這種教訓太多了。我聽說她的事後就著急，不是著急暢春英家的兩口棺材已經停放的時間有多長，而是著急我們這些身為百姓父母官的幹部們為啥在這麼長時間裏不上人家家裏看一看，關心關心呢？人心都是肉長的，更何況人家受了那麼多的難！你當幹部的，當共產黨員的，為啥不想一想他們的疾苦呀！跟你說實話，我到暢春英家那天對她說政府看她困難，準備補助她兩萬元，那是我提著膽說的，因為我紀委沒有政府職能，也沒處拿這筆錢的呀！可我看到暢春英家這麼個景況，尤其是她四鄰八鄉的村民們這十幾年因為她家的那兩口放著死人的棺材，實在受了不少難以想象的苦惱，再不解決拖到什麼時候？拖到姚家家裏放三口棺材？
想想這些，我們當共產黨幹部的能安得了心嗎？所以我當場自作主張給暢春英大娘許了這麼個諾。人家一聽我這話，立馬好像十幾年的冤屈就頓時煙消雲散了，還特意買了一條“紅河”煙要請我們抽。你知道她暢春英這些年都是怎麼過的嗎？她為了上訪，常年住在街頭，沒有錢，她就靠撿啤酒瓶拾破爛。聽說有一次因為睡在信訪室的水泥地上八天八夜，得了重感冒，差點沒有搶救過來。像這樣的人，要是再出個三長兩短，你說她一家的冤還有誰出來向政府說一說呢？那天離開暢春英家後，我立即給河津市委書記打了個電話，當時我心裏也在發毛，到暢春英家雖然把事情解決得那麼痛快，可要是我許下的兩萬塊錢見不著影子，那我不是在暢春英老人那顆已經流幹血的心上又捅了一把刀子嗎？河津市委書記一聽我說的事，連聲說道，梁書記啊梁書記，你今天幫助我們解決了大難題，別說兩萬塊，就是十萬塊，我也會讓政府給。這我才放下心……
“這麼說，暢春英同意把家裏的兩口棺材入土了？！”我聽後不由為梁雨潤鬆了口氣。
“她是同意了，但真要把棺材埋下土還難著呢！”梁雨潤在手機裏長歎了一聲。
“為啥？”
“人家受了那麼多年的苦，心頭的悲痛太深了。她不求別的，最主要是想法律上有個讓她心服口服的說法。”
“那法院方麵能不能重新判決呢？”
“這很難說。”
“又為什麼？既然是明擺著當時判得不完全，就該知錯改錯嘛！”我說。
“事情不那麼簡單。”梁雨潤說，“實際生活中常常有這樣的事，你明知是有些問題的，特別是對案子，已經判了再翻過來，實在不是那麼容易，涉及的情況有時你想象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