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隊長也愣了，說是啊，以前沒見你小蘭頭上有那麼多白發呀！看我越哭越傷心，李隊長就逗我，說我還是隊長，等隊上的井打成後，就衝著你小蘭這次上縣城跑出的每一根白頭發，給你家多灌一小時的水咋樣？我聽了他的話，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後來我們總算等到那領導上班的時間。我就是不明白為啥急出人命的事，一到了上麵，一到了那些大官那兒就啥也不是了，還不如人家吃飯喝酒重要？我和李隊長想，頭天你領導應酬了一天，喝得酩酊大醉，也算可以理解，現在不都這樣嘛！可第二天你總該像模像樣辦些公做點事吧？人家偏不！一見到我和李隊長，就嚷嚷起來，說你們怎麼賴著不走啊？說你們就是有急事也得按程序辦啊！我就問啥叫程序呀？那領導便斜了我一眼，說連程序都不懂你們就瞎嚷嚷要我辦事辦事？咋辦？全縣幾十萬人都像你們這麼著找我，我給誰辦？又不給誰辦？李隊長就趕緊過來賠不是，說我們是按程序來見您領導的，來找您領導也是你們辦公室的秘書指點的。那領導一聽就更火了，說啥指點的，明明是你們兩個死纏著秘書非要見我不可！而且擅自闖入我的辦公室，要都像你們倆，我還怎麼個工作？
他這麼一說，我和李隊長當時還真的像是自己做錯了什麼大事似的，一個勁地向人家賠不是。等我們反應過來該向那領導‘彙報彙報’村裏的情況時，卻發現人家領導不知跑哪兒去了。再問隔壁的人，都說不知道。當我和李隊長急得團團轉時，有個模樣蠻像好心人的過來勸我們說，今天是星期五了，估計你們不會再見得到領導了，要不你們星期一再來。我一聽就拍腿大哭起來，心想轉來轉去還要等幾天，這不天都要塌下來了嗎？我越想越覺得心裏好冤枉啊，越想心裏越覺委屈，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可氣的是我這麼委屈，人家那些幹部們卻在一旁竊竊私語說這個女人一定是神經病。你說說，我們當農民的在人家眼裏咋就這麼不值錢嘛？啊？我看看那些機關的大門上都寫著‘為人民服務’的標語，可咋真輪到他們該為人民服務時，咋就這麼個德行呀？我想不通……”
李引蘭抹著淚水，兩眼直盯著我，希望獲得答案。
我無法避開她的目光。但我隻能向這位農民搖頭。因為我知道這是個看起來並不複雜但實際上極其複雜的現實痼疾。
這時李學黨接過了話茬。
“有一點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過去我們黨的一些好作風到了今年就不被一些黨員幹部尤其是那些本該為人民辦事的人所看重呢？我今年快50的人了，黨齡也不算短了，在村上算是老黨員了。我是村民組長，全國最小最底層的官兒了吧？當然在官場上誰也不會把我們當成事，可在村裏不一樣，村民們啥事都會讓我出麵，啥兒女老人們的婚喪嫁娶，夫妻之間的吵架拌嘴，鄰裏間的糾紛爭執，沒有不找我們來出主意想辦法的。這幾年大夥兒看到別的地方致富了，自己還在啃饃饃，心裏著急啊！
你說我們這些村幹部能不火燒眉毛嗎？這兩年村民們學著鄰村種植葡萄，主意也是我和其他幾個村幹部出的，全村人家家戶戶都拿出了壓箱子底的本錢，有幾戶還把孩子上學的學費都湊在了買葡萄苗上，孩子隻好輟學在家呆著。大夥為了啥？還不是為了能有口有滋味的飯吃嘛！可好，葡萄苗種上了，卻沒有水。沒有水的葡萄園就像放在石板上的魚兒一樣。這能不讓大夥急得要拚命嘛！許氏兄弟人家在前幾年用打工掙來的錢打了口商品井，說實在的人家也不易，幾十萬元投進去了自然希望能收回本錢有賺頭嘛。可問題是村上多數人家連葡萄苗也是借來的錢，你水井澆灌費那麼貴，誰吃得消？所以大夥湊錢要重新打口井。農民哪懂多少法嘛！心想別人能在地裏打井，他是個人的，我們集體合起來反倒不能在同一塊地上打井了？
這個理任憑鄉幹部縣領導說啥也沒用，村民們的理由很簡單：你許家打井想賺錢，我們幾百戶合起來打口井是為了全村脫貧致富，於情於理你許家兄弟是欠的。可我們這些當幹部的要比大夥兒明細些，許家兄弟不讓大夥兒在《水法》規定的區域內再打井口，並非無理呀！但村民們人多勢眾，而且涉及的利益是大夥兒的，幾百戶人家，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們這些幹部家的責任田。後來為了在打與不讓打這口井的問題上，雙方鬧起來了，誰也說服不了誰。鄉裏縣裏的有關部門來做工作就是做不通。在這種情況下，矛盾雙方隻能自己起來解決。沒有其它辦法，隻有靠動武，看誰本領大，勢力大。鬧到這個份上我們這些平時誰也不放在眼裏的芝麻官成了香餑餑了。
而且每一次向上麵彙報情況時，領導們左一個右一個地叮嚀說：啥事都好說，千萬別出人命！你們村幹部都是黨員吧？要用黨性來保證不能讓村裏鬧出人命來！我知道上麵對我們這樣的農村小幹部是很少用這麼嚴厲的話來命令的，抬出黨性來讓我們作保證，這也算是最後一張可以約束我們的王牌了。你說我們還有啥可說的？一邊是村民的利益，一邊是組織的要求。那些日子裏，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該站在哪一邊。我就跑到縣法院請人來幫助解決糾紛。人家法院還真派了一名庭長，是個女的。咱夏縣從上到下窮，法院的庭長下鄉調解，連輛車都派不出來，我們就給她租了一輛私人開的摩托。早接晚送，人家是女同誌嘛，家裏還有老人小孩。可這位庭長在村上呆了一個多月，還是沒有解決問題，該吵的吵，該打的打。最後這位女庭長含著眼淚對我說：‘李隊長，我實在沒有辦法了，你放我回城吧！’我看人家也沒有辦法，讓她走吧。女庭長剛走，村民們和許氏兄弟又打起來了，兩邊都急紅了眼，手裏都操著鐵鏟木棍什麼的，那些家夥一動手就會血流成河。我沒有轍，左勸右勸誰也不聽招呼，最後隻好站在對峙的雙方中間‘撲通’跪了下去，求他們看在我這個當年的老生產隊長麵上，別動手。我說你們要動手的話，先打爛我的腦袋，再從我身上踩過。說完這話我就趴倒在地上，一動不動，像個死人筆直地躺在那兒——那天我是準備就這麼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