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現了這一潮流實質的，與其說是形式的模仿與移植，不如說是由於社會內部結構大調整所產生的情感、情緒、思考以及心理上的共鳴。大動亂之後的悲愴與落寞，迫使過去寫了纏綿繾綣的《紅豆》之戀的溫柔女性，傾向了卡夫卡式的變形與扭曲。宗璞承認隻有通過《我是誰》這種方式，才能寫出人受到嚴重摧毀失去了自我之後的極度痛苦：“四麵八方，爬來了不少蟲子……它們大都傷痕累累，血跡斑斑，卻一本正經地爬著。”同樣，也是由於曆史的和現實的驅使力，使一開始便以美好情感的追尋與合理生活的禮讚而體現出女性作家特質的張潔，幾乎越寫越顯得激憤，甚而顯得“粗野”了。從《方舟》到《他有什麼病》，記載了這位作家創作的內涵演進之中浸潤了更多現代意識的曆程。特別是後者，女作家著意於寫病態和醜惡，其中無處不滲透著她的惡諷的意圖：許多人都害了病，又說不準害的什麼病。然而，她的筆鋒卻遙遙地指著這個古老民族的傳統文化的積澱，一個穩固、封閉、千古難易的精神世界，正是由於它，這個民族失去健康。
文學發展的現實指出，理想主義情趣的失落以及對於現實生活從批判到嘲諷意向的推移，證實了現代西方哲學、心理學以及文學理論潛移默化的過程。許多作家的實踐說明，與其用那種甜蜜的語言訴說與實際很少關聯的美妙娟好，不如用這種失去常態的扭曲和變形方式、“淩亂”和斷續乃至顛倒的方式，更能體現出這幾代人困頓、惶惑，以及因人際的隔膜和世情的乖謬而萌生的荒誕感。
（六）
現代主義在西方已經成了曆史。我們則把這種曆史當做了現實。原因在於，久遠的封閉之後中國需要知道這些。如同我們已經知道了巴爾紮克、托爾斯泰一樣，我們也需要知道艾略特、卡夫卡。原因很清楚：中國屬於世界，世界也應當屬於中國。拋棄了自我封閉以及單一選擇之後的中國，想要以自己的創造加入世界的中國，不了解甚而排斥現代主義的藝術，隻能是一種不健全。何況，現代主義自身還有那麼豐富的、令我們感到新鮮的吸引力。
若幹年前那場關於現代派的“空戰”，由幾位老作家和幾位有實力的中年作家挑起，它的最大功效在於給麻木的中國文壇以刺激。它充其量隻是一種對於僵硬的創作模式和欣賞惰性的挑戰。一些神經過敏的人感到了現代主義的威脅，他們擔心現實主義將被取代，甚至擔心子孫後代會忘了中國的傳統，這是被誇大了的危機感。而問題的實質是，中國既然謀求重返世界，中國要成為現代世界的一個成員，中國文學就應當接受這種現代的洗禮。
這將造成一個非常積極的後果，即在中國文學多元格局的爭取中，合理地嵌入對於現代世界來說至關重要的現代主義的成分。而且這一成分如前所述的又具有與中國社會的實際的那種特殊感應的魅力。
中國文學事實上已從這種“引進”中得到好處。它不僅有效地完成了中國文學多元的建設，而且擁有了一種對中國來說具有陌生的引力的藝術表現係統。它能夠彌補已有的藝術手段的匱乏，改變對於某些特定領域的“無能為力”狀態，特別是在表現變態的和畸斜的事理方麵。許多作家已經以隨心所欲的、各取所需的方式，把這些藝術成果運用到自己不斷推出的新作中。當前中國文學層出不窮的和令人目不暇接的動人景觀，多半受惠於這一次廣泛而深刻的吸收與引進。
（七）
在西方用了一個多世紀才告完成的文藝流變的全過程，中國以不到十分之一的時間同時展開。如同中國當前社會的一切形態一樣，文學上最古老和最現代、最正統和最激進、最民族化和最西方化的現象同時並存。這現象甚至也在同一作家的同一時期創作中並存。這樣的極端複雜性足以使文學史家和文學評論家感到綜合的困難。
這種廣泛交流的深刻性也是空前的，它的影響幾乎無所不在。即使在表麵看來和傳統文化保持了最深切聯係的領域，也滲透著這種交流的積極性。例如當前的文化尋根的熱潮。盡管表現了廣泛深刻的對於古代文化風習的興趣，但並不是簡單的對於傳統文化的複歸。作家的注意力為古舊的乃至蠻荒的題材所吸引，似乎是一種與西方文化相悖的潮流，但若把這一切思潮與最具現代意味的命題聯係在一起，便發現它與“現代人無家可歸”的思考與尋求存在著一致性。這是一種對現實失望之後的深潛的欲望的表達，它是對無家可歸者尋找靈魂的曲折意願的承認。現實生活的空漠之感期待著業已失去的或根本不存在的現象的填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