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種大形勢下，眾多的中國作家為實踐這個方向而紛紛拋棄自己所擁有的生活體驗，同時也“隱藏”和取消自己的藝術個性，去描寫和表現（更多的時候叫“反映”）他們所陌生的生活和人物。這種避開和拋棄自己的長處以就自己的短處、壓抑個性去適應共性、消隱個人的眼光和觀察的角度而代之以群體共有的表現方法，使許多富有才華的、當年正處於創作成熟期的作家喪失了自己的才華和智慧。我們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中看不到“這一個”丁玲，而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看到了，盡管後者比前者寫得早得多。是莎菲使丁玲在她的作品中和文學史中存活著，而不是後來那些使她贏得了榮譽的新作。
同樣的情景在曹禺的創作中也有表現。曹禺早年寫過許多堪稱傳世之作的戲劇，使他在盛年便登上了中國現代文學的藝術高峰。隨後的創作如《明朗的天》、《膽劍篇》，特別是《王昭君》，都是聽從他人的指引而失去了自己個性的失敗之作。大師的輝煌都是在他的前半生完成的，這使人們為之扼腕。曹禺自己也是晚年方才“悟”到，然而歲月已晚。也許老舍的《茶館》是個例外的成功。然而了解老舍的人都明白，是他原先擁有的生活而不是後來外加的“體驗”，使個人的才華在“古老”的“茶館”中發出了光輝。現代文學的其他幾位大師，生當50年代，都正是盛年時期，可謂風華正茂、意氣風發。但是，不論是郭沫若、茅盾，還是巴金、沈從文，他們有的從此緘默（如沈從文），有的改作別事（如茅盾），令人遺憾的是，繼續寫作的那些作家，並沒有寫出堪與他們先前的作品如《女神》、《家》、《憩園》等相比肩的作品。
新的文學形態的勝利
文學的統一化盡管帶來了許多弊端，但事實也不全是暗淡的。也有一批在新形勢下得心應手的作家，他們取得了成功。趙樹理無疑是這個文學時代的驕傲。他以一批關於中國農村和農民的故事，取得了自有現代文學以來表現中國農民的最高成就。趙樹理創造了一係列生動、切實的農民形象，他成為以文學的形式表現中國農村的聖手。他是個集大成者。趙樹理在實踐新文學的新方向方麵，取得了他人無法企及的成功。也許由於他本身就是農民，他深深了解中國的黃土地上辛苦耕作的人們。所以，問題不是不可以寫工農兵、文學也不是不可以以農民為中心，而是不可以所有的人都放下他們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去寫他們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在趙樹理那裏是成功，而在別人那裏可能就是失敗。
這個理論的倡導顯然在一些作家那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中國新文學中有所謂“鄉土派”的寫作，這些作家在表現中國農村方麵作出了貢獻。魯迅通過他兒時的鄉村生活經驗的再現，表達了甜蜜而苦澀的鄉情，以及中國大地的積重。更多的現代作家都在“為人生”的旗幟下，傳達了廣大的中國鄉村的哀愁。但這些作家由於明顯的知識分子立場的局限，在表現中國農村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都遠不及40年代響應了“工農兵方向”的號召、以趙樹理為代表的這一批作家。
在這一批作家那裏，表現新的時代和新的人物的命題就不是空泛的，而是一個一個切實的行動。值得提及的作家還有孫犁、柳青以及“山藥蛋派”的作家們。他們創造了一批戰勝苦難、爭取新生的中國農民的典型形象。《紅旗譜》中的朱老忠的反抗性格，遙遠地承續著《水滸傳》英雄們“替天行道”的功業。《小二黑結婚》裏的人物讓我們依稀看到魯迅《故鄉》中的人物的影子。這些作家和他們作品中的人物的心是相通的，這裏看不到“代言者”，也看不到傳統知識分子那種旁觀的“憫農”的痕跡。他們是一同站立在大地上共享悲歡的兄弟。他們是真誠地感受到了中國黃土地的苦難和歡樂的作家。孫犁的《山地回憶》、《荷花澱》飄散著北方大地詩意的芳香，盡管他表達的是一個苦難深重的年代。
中國當代文學由於致力於推進工農兵方向，因而在表現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方麵，作出並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貢獻。回顧“五四”以來的文學，由於發動和支持那場文學革命的是城市知識分子，他們中的中堅分子多是留學海外受到良好的西方教育。他們中雖然有不少人來自農村，但由於那時的興奮點不在農村，而旨在“以洋為師”借引進西方的觀念和經驗以改造中國的舊文學。因而，對那些人來說，盡管他們也許了解農村並同情農民的命運，但也可說是所知有限，表現既不廣泛也難有深度。顯然，有更為迫切的目的吸引著他們關注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