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要是平心靜氣地加以考察，也不難從這些巨大的變異中，既可以感受到社會政治對於文學的急切要求，也可以了解到文學對於政治主動（更多的時候則是被動）的承諾。但是，我們也從社會和文學的這種非常緊密的配合中，以及從文學為政治作出的犧牲中，通過今昔對比，覺察到我們如今的匱缺。現時的文學的確是掙脫了外加羈束的自主的文學，但文學的外界約束解除之後，在世俗的追逐中，卻普遍地失去了自律性。文學變得對於社會而言更像是可有可無的事物了。文學在一些文學家那裏，越來越像是一種自說自話，不管窗外門邊有怎樣的事件發生，大多數的文學幾乎不問不聞。要是說，文學曾經因為太近切地“為社會”而失去了自己，那麼，如今則是文學在失去與社會關聯的“為自己”中、大麵積地失去了受眾。
當文學在讀者中變得是“存在等於不存在”的時候，這對於文學的打擊，同樣是致命的。當前的文學因大幅度地迎合世俗而變得普泛化了。被消解了意義和失去了價值感的文學，除了對自己懷有興趣以外，對自己以外的一切都很冷漠。當文學不再關懷社會和人類的命運和處境時，事情顯然正在起變化。在這個時候，要是反問一句，既然文學不再關懷人們的生活和命運，人們還有什麼理由要關懷文學？這也許是一句並非多餘的提問。
文學營造“歡樂王國”
中國從50年代開始，社會上彌漫著一種歡樂的、朝氣蓬勃的氣氛。這是一個充滿憧憬和希望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必然也給文學打上了鮮明的烙印。許多作品都記載著這個時代歡快的、樂觀的心境和情緒。這是一個棄舊迎新的年代，人們滿懷喜悅地投身於勞動和工作。他們毫不猶豫地告別了過去，每一天都創造著新的開始。他們就是創世的一代人。這個時代的文學普遍地表達了冬天過去、春天來臨的早春情調。這種心境凝聚在作品中成為基調，甚至本身就是作品的內容。一個時代的文學集合起來看，構成了代表那個時代的整體風格。
50年代以來，由於倡導文學一體化的結果，作家都自覺地致力於消弭個人風格在作品中的體現，包括作品表述上的個人化追求、作家敘述風格的獨特性、作家偏愛的作品基調甚至遣詞用句方麵的獨異性等，均被視為不符合時代潮流的、帶有個人主義傾向的藝術實踐。在這種總趨勢下，多數作家是自願地，有的作家則是非自願地放棄了自己畢生追求的創作的個人風格，而向著被指定的“集體主義”的、代表社會整體的、標準化的風格靠近。
社會的巨變使作家真切地感到了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我們已把黑暗留在了身後，而前麵則是磅礴而出的日出的萬丈霞光。與此同時，一體化社會-政治-文學的要求也通過種種行政性的措施（包括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步步進逼，這一切主客觀的條件有效地構築著文學在新時代的一致性風格特征。顯然，隨著個人和流派藝術特征的弱化以至消失，實際上正在形成一個時代一種風格的局麵。這個時代是充滿希望的，因而文學也應該是樂觀歡快的。悲觀、憂愁都是灰色的，也都是不合時宜的。許多政治和文學的批評都指責低沉的調子，指責作品缺乏“亮色”，其源蓋出於“風格一律”的主張。
文學的生命從來都羈係於個別性，文學賴以存在和得以流傳的依據是作家的個人獨創性。這種獨創性既體現在內容的涵容量與表現生活的深刻性上，也表現在藝術表現力的強烈和作家的藝術個性上。成功的作家往往致力於使自己的作品具有異於他人的獨立風格。因而，代表一個時代文學繁榮的理想境界則往往是：一個作家就是一個世界，一個作家獨立地擁有一片自己的天空。盡管這很難做到，但卻是古今中外所有作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中國當代文學在長期間內的情況卻並非如此。我們是在追求文學與時代的密切聯係上、在文學表現社會生活的即時性上，要求文學有一種公共的、統一的風格，這就是被我稱為“早春情調”的歡樂風格。我們在本應是多色調的、多情緒的、色彩斑斕的世界裏，創造了一個不可靠、同時也是不真實的虛幻的“歡樂王國”。說是虛幻，因為它隻是社會生活的表麵的、甚至是人為製作出來的現象。事實上，在當時這一樂觀主義的外表掩蓋下，生活的全部複雜性都存在著，“歡樂”並沒有把生活變得單純起來。生活中有歡樂，但不是沒有痛苦，作為人們日常的生活，自古而今、天荒地老的喜怒哀樂、煩惱、苦痛以及憂患全都在，一樣也沒有少。一切並沒有因為一個時代的開始而宣告消失。是人們的“意誌”把生活“純化”了。於是，保留在我們的文學中，隻剩下一種色調、一種情緒，最後是一種“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