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現實來看，盡管50年代初期戰爭的硝煙正在逐漸散去，朝鮮戰爭結束後，國內開始了全麵的建設，的確有一種和平景象。但隨著生活的展開，生活中的矛盾、衝突、在光明背後的全部陰影，正在悄悄地生長。當時批評界流行的一句對於生活的另麵、另種的表現的指責：“難道生活是這樣的嗎？”其實，生活就是那樣的。而且，甚至比那樣表現的還要嚴峻和可憎。50年代中期，許多有良知的作者，已經望見或預感了生活中正在醞釀著不幸和悲劇。當日有人提出“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麵前閉上眼睛”，以及提出文學的職能在於“幹預生活”等，就是一種覺醒和使命感的催促。但一切都已無濟於事，因為社會政治要求於文學的，是要它作為工具無條件地禮讚和肯定前者所展開的業績，而且為此規定了描寫的調子和底色。
其實，這樣一種文學現實不僅不符合當日的社會實際，也不符合公眾生活各異的、千差萬別的平常狀態。即就文學與生活的最通常的關係來看，要文學在傳達時代精神特征時采取統一的“歡樂”基調和氛圍，也是違背文學創作的一般特性的。中國文學史上曾經流傳過一個著名的論點，這論點是說文學描寫歡樂最難，而文學在表現苦難方麵往往得心應手。唐元和三年（808）韓愈在洛陽為詩集《荊潭唱和集》作序，提出了這樣的論點：“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我們從50年代開始的文學努力，整個地與這個論點相違。我們是下定決心要把這個時代的文學做成一個鋪天蓋地的歡樂頌，而要在文學中驅逐哪怕是一絲雲翳的哀愁，這難道是正常的嗎？
兩個世紀末：三次文學“改道”
以上所述，大體是中國文學進入50年代後的若幹重要現象，這些正負麵的經驗已經成為我們的寶貴財富。這是半個世紀文學留給我們的紀念。隨著70年代末政治動亂的結束，文學也開始緩慢地調整。從那個時候開始，不論是什麼樣的文學潮流的湧動，它的每一次運行，都是一次把文學帶出那非正常的陰雲籠罩的運行。“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是一次偉大的宣告。它宣告：一個凝固的、板結的、一體化的文學秩序由逐漸的鬆動而終於解體。被嚴格控製的文學於是開始了自由的運行。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又一次重大轉折。
中國文學的革新運動可以溯源到19世紀末，那時的一批先驅者把中國命運的改變羈係於文學的改變。社會的危急情勢迫使他們把文學和政治捆綁在一起。在他們的理念中，文學改良或文體革命與富國強民之間的關係不僅是緊密的，而且是必然的。這樣，我們便看到了從19、20世紀之交到20、21世紀之交的近百年間中國文學激烈而多變的湧動。縱觀這一百年的文學進程，重大的潮流的“改道”，總的算來約有三次。1919年那次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是第一次，是用新文學代替舊文學的改天換地的巨變。20世紀40年代初確定，並在1949年以後予以全麵推進的工農兵方向的文學是第二次。文學的第二次“改道”，其特征是以文學的一體化秩序代替“五四”新文學業已形成的多樣化的格局。“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以“新時期文學”的出現為標誌，包括實行商品經濟以來的“後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期為第三次。
關於“後新時期”這一文學潮流，有必要用多一些的筆墨加以描述。這一階段的文學，改變並基本消解了自左翼文學興起以來不斷影響，並不斷強化著的意識形態對於文學的堅固的統製。盡管原先製約文學發展的因襲力量繼續存在，文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向度選擇的良好局麵，但無可置疑的是，文學也正大幅度地被置放在商品經濟運行的原則之下。世俗的欣賞趣味的擴張、廣告和傳媒的炒作、市場的誘惑……使得寫作者和出版家都樂於使自己從這種新的秩序中得到好處。以往聽命於意識形態驅遣的、失去自由的作家，如今在經濟和商品的支配下，同樣地失去了自由。也許，那些特別堅定的人是一個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