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新文學一百年”，是並不確切的。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新文學從1919年正式誕生到現在還不到一百年。但從新文學的準備到初步實驗，從寬泛的意義上講，即從中國文學的近代改革上講，則是有了一百年或是超過一百年的曆史了。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要是從新詩的最早實驗算起，從1916年（胡適在《逼上梁山》文中回憶了1916年他和一些朋友在美國醞釀改革文學時的撞和爭論，以及其間關於白話詩的試驗。這一年8月23日，他因這種實驗的寂寞寫成《朋友》一詩（後改名《蝴蝶》）：“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係·詩集·導言》的開頭就講：“胡適之氏是第一個嚐試新詩的人，起手是民國五年七月。新詩第一次出現在《新青年》四卷一號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劉半農二氏。詩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鴿子》。這時是七年正月。”）到現在，將近一百年。要是由此往前追溯，從晚清倡導“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這裏的前兩個口號係梁啟超分別於1899年12月25日、28日在《夏威夷遊記》中提出，見《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五冊。“小說界革命”的口號，始見於1902年11月出版的《新小說》創刊號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署名“飲冰”）。在這篇文章中，梁啟超極力推崇小說對於改造社會人心的作用：“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算起，則已過了一百年。這一百年是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轉變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文學發生重大轉變的重要時期。從文學的層麵上講，其標誌就是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斷了它的曆史。古典的中國文學史結束了，現代的中國文學史由此發端。如同漫長的中國文學史的開端是《詩經》和屈原的《離騷》一樣，新生的現代文學史也有自己的開端，那就是胡適的《嚐試集》、魯迅的《狂人日記》、郭沫若的《女神》這樣一批代表性的作品。
驚心動魄的20世紀，在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許多重大的事件。在世界有兩次世界大戰，給各種膚色的人們留下了悲哀的記憶；在中國也有幾乎沒有間斷的動亂和流亡，有各式各樣的“運動”和“革命”。但其間的大部分事件，似乎都近於破壞，而與建設甚少關涉。若論及建設，特別是精神層麵的建設，近百年中對國人的心理素質、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性影響最深刻、最全麵、最長遠的事件，恐怕沒有比新文學的設計和建立更為重要的了。
中國人決心以新文學來取代舊文學的舉動，如果作一個比喻的話，可以比喻為一批先知先覺的人士為了追求文學切近中國的社會和民眾，而痛下決心打破那隻祖宗傳留的精美的壇子。這壇子就是世代文人精心經營了幾千年的中國古典文學。這個“打破”所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至今仍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痛，但卻是極其必須的和非如此不可的。因為有了這次決絕的“告別”，才有近百年來的“再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誕生的用白話寫作的新文學，已經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存在了將近一個世紀。“言文一致”改變了過去的書麵表達和口頭表達的割裂狀態，這種改變極大地促進和改善了中國人的生存狀態和思維方式。
近代以來飽經憂患的民族，一直心懷強國新民的理想，若是沒有這一番文體上的徹底革新，可能至今還是一個遙遠的夢。胡適等人所從事的新文學革命的一個最基本的理念，即非常重視“文的形式”的改變。胡適在論及新詩革命時說：“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因此，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以說是一種‘詩體大解放’。因為有了這一層詩體的解放，所以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複雜的情感，方才能跑到詩裏去。”（胡適：《談新詩》，見《中國新文學大係·建設理論集》，295頁，上海，上海良友複興圖書印刷公司，1935。）他在這裏講的是新詩，其實，其他文體更是如此。因為有了文體的解放，新時代的精神、思想以及科學知識，方才能借助與口頭基本一致的文字的載體通往人們的內心。從而使他們不僅獲得了新思想和新知識的滋養，而且獲得了表達新情感和新思維的適當方式。
告別錦繡古典的精美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傷痛的過程，也是一個永遠的遺憾。但是，從那時開始，中國人在語言文字表達上的障礙基本消除了。中國人去掉了文言的束縛而獲得語言文字表達的自由，這樣的功效不僅屬於文學，更屬於文化。一個民族在文化的陣痛之後獲得了新生，這樣的結果使人們感到，哪怕是再大的代價，所有的付出與之後的獲得相比都是值得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新文學的出現較之20世紀的任何一個事件，都更為重要。不論是戰爭的慘烈，政治的動亂，乃至災異和瘟疫，也都有風雨過後的寧靜和清澈。唯有這新文學的建立和變革，是中國人貫穿整個世紀，甚至綿緣至今尚無止息的實踐，是對一個民族影響最深刻、最全麵、最久遠的最重大的一個事件。它發生在文學，而其影響卻在更為廣泛的領域，在文化也在精神，是改變社會、更改變人的心靈的大事件。近年來經常有這樣的議論，認為新文學革命造成了中國文化的斷裂。對於此等論斷似應持謹慎的態度。事實上不論是文言還是白話，它們畢竟都服務於中國的文化，不能說語言的變更不會產生影響，但文化的脈流畢竟是互通並接續著的。斷裂說似可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