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以文學改造社會人生的動機，與此並行的，在“五四”當時也還有西方人本思想的移置和植入。當人們非常重視文學的“救亡”的責任的時候，同時也行進著文學的“啟蒙”的思潮，即從根本上樹立個人的價值和尊嚴、解放個性和承認個人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獨立這樣的啟蒙。這一思潮意在把中國人從封建時代的蒙昧，引進到現代文明的狀態。這個方麵的意義，也許在表麵上不如改造社會來得迫切和直接。但事實是，如若不能“新民”，就談不到“強國”，二者是互為表裏的。較之“救亡”，“啟蒙”甚至是更為根本的。
在啟蒙這一層麵上，周作人的《人的文學》所具有的意義，可與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的檄文相媲美，它們有著同樣不可忽視的價值。在這篇篇幅不長的文章中，周作人指出，“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非人的文學”。他標舉人道主義精神，認為“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便謂之人的文學”。他強調這是“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自愛而又愛人，利己而又利他，強調的是基於人性的個人的地位和尊嚴。但是國勢的衰危掩蓋了人性的啟迪。救亡的話題終於把啟蒙的話題淹沒在汪洋之中。這個時候，社會興亡、民族再生的題目便壓下了個性解放的題目。
更重要的是，中國新文學革命對於舊文學的質疑，源起於那時的先行者對於文學在強國新民這一目標上的殷切期待。當時憂患頻仍，書生報國無門，救國乏術。求諸實業、求諸國防、求諸吏治、求諸科學，四處碰壁，於是想到了文學救國。若是文學能夠救國，則即使有再大的犧牲，也在所不惜，何況乎文言？又何況乎古典？對於中國知識者而言，這裏有一個認識的過程。他們中的很多人，原先都認為中國的積弱在於國民的體質，即所謂的“東亞病夫”。所以他們先想到的是科學。後來才知道那些充當“示眾”的材料和麻木的“看客”的，卻都有著健壯的身體，而病弱和傷殘的卻是靈魂。魯迅在《呐喊》自序中談到了在日本的課堂上一個電影資料片所給予他的心靈震動：“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全集》，第1卷，416～41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魯迅在談到他是如何想起做小說來的時候，說過他那時的文學觀：“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我怎麼做起小說來》，見《魯迅全集》，第4卷，51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許多人都懷有這樣的文學信念，從康有為、梁啟超開始到“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參與者，他們都堅定地相信文學的社會改革作用。
因為對文學的期望過高，因此百年文學的生存狀態一開始就是超負荷的。誠然，文學對改造人們的精神是有作用的，但文學的這種作用卻是遠非直接的，特別不會是即效的。文學在社會生活中，是通過審美的方式使人們產生愉悅，並間接而緩慢地作用於人們的情感。通常人們都把文學和藝術並稱，文藝在作用於人們的心靈方麵，確有共通之處，即它們首先讓人感動，而後影響人的行為。這種影響主要是在淨化和提升人的情感的層麵上。因此，更準確地說，文學隻是一種潤滑劑，而主要的不是藥到病除的良方。
但是，文學改良和文學革命的前驅者們，一開始就把文學當成了救亡圖存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手段。這就使文學一開始就有了不堪承受之重。既然文學在今天能夠救國救民，那麼，日後也就一定能夠“亡黨亡國”。後來發生的一切悲劇，從20世紀40年代直至70年代的漫長時間中一切發生在政治--文學領域中的人為的災難，其實在新文學誕生之初就已埋下了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