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說過，中國新文學的起步，著眼於運載工具的改革（建立白話文學）和內容的改革（倡導人的文學）。一旦白話文學試驗成功，按道理應當進入人性文學的建設方麵，可是，中國社會和中國知識者對於文學的急切要求，使新文學一開始就偏重於“為人生”和“寫實主義”方麵的發展。新文學從它誕生之日起，就和中國社會的處境有了非常緊密的結合。借用魯迅一篇小說的篇名來比喻，在當時絕大多數的人們的心目中，文學就是一副療救社會病苦的“藥”。它毫無例外地涉及了華小栓病理上的危症，更涉及了華老栓迷信人血饅頭的精神上的危症，當然也涉及了夏瑜墳頭上的寂寞的花圈，以及殺場上取人血饅頭的“潮一般往前趕”的圍觀者。這篇新文學的經典之作，絲絲都透著冰冷，“周圍是死一般的靜”。
《藥》寫於1919年，正是新文學正式開始的那年。文學一開始就是沉重的。這是沉重的文學。難忘的1919年在魯迅的著作裏，到處都充滿了這樣激昂的、焦慮的聲音。但是一旦醒來，痛感中國曆史的積重，於是便呐喊幾聲，好衝破那鐵屋子的窒息。這一代人注定了要“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我們還要叫出沒有愛的悲哀，叫出無所愛的悲哀。……我們要叫到舊賬勾銷的時候”（《隨感錄四十》，見《魯迅全集》，第1卷，322、32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魯迅是最能代表這文學的實質的。魯迅的作品可以看做是中國新文學本質的濃縮和概括。在魯迅的作品中，我們幾乎看不到一絲笑容，是眉頭緊鎖的沉思，是無奈的悲苦，是黑暗的鐵屋子裏的孤獨的彷徨和呐喊。我們不妨再看一下作為中國新文學的開山之作的的《狂人日記》，在這篇非常經典的文字中，我們依然找不到甜蜜和溫馨，仍然是鐵一般的陰沉，這裏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怪異”和“紊亂”的邏輯。其實依然是作家所追求的啟蒙思想在起作用。魯迅其實是在說，所有的人都以為他和他處身其中的世界是正常的，唯有這個“不正常”的“狂人”，讀出了曆史的異常：“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魯迅全集》，第1卷，26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中國新文學是應著人們表現社會墮落和人生疾苦的召喚而誕生的。是應著如魯迅所說的是為著“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初衷而設計的。所以它不能不沉重。讀當時的那些代表性的作品，我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會感到那讓人喘不過氣來的鉛一般的重壓。在曹禺的《日出》中，那個美麗的眷戀太陽的年輕女子，不得不在日出之前死去。她的最後的台詞：“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邊。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那份悲涼至今還震撼著我們的心靈。這文字不僅沉重，而且沉痛。
再讀讀那時的詩歌，郭沫若筆下的“鳳凰的再生”，是以它們的自焚為代價而獲得的。詩歌同樣地不甜蜜，艾青的那些代表作，都是含著淚水的沉痛的呼喚。那時的文學也表現愛情，但幾乎所有的受到重視和肯定的“愛情”，都是與“革命”有關的，“革命+愛情”是當年的時尚。特別讓人不解的是鬱達夫的那篇名著《沉淪》，那個在日本留學的有著性苦悶和性變態的中國青年，他最後喊出的話卻是：“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在這種勉強得有點可笑的“愛國主義”的“聯係”中，我們不難發現當日作家那份對於文學的神聖的期待和給予。
然而文學畢竟是文學。盡管中國的儒家講究文學的教化作用，但文學除了認識和教育之外，它不僅與娛樂有關，它本質上通過審美性而令人產生的愉悅的性質也並不排斥消閑的功能。文學的作用是寬泛的，它絕不狹窄。特別是作為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總是始終與人們的審美理想和審美追求有關。“五四”時期，開始時意見尚平和。盡管有種種強烈的文學契合社會改造的要求，但那時畢竟有著思想解放的總體的自由氛圍，在文學的建設中也還能寬容對待和滿足文學的多種職能。那時出現了一種相當動人的短暫的各種各樣文學並存的局麵，例如倡導“為人生”的文學研究會和倡導“為藝術”的創造社的各得其所，又例如主張寫實主義的詩與“新月派”、“現代派”、“象征派”的自由競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