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年代末，情況大變。那時左翼文藝思潮盛行，以階級性的眼光來判斷文學的價值成為一時風尚。隨著創造社大部分成員的轉向激進，“五四”的“文學革命”迅速地轉向“革命文學”。此時開始激烈地反對文學的個人性和趣味性。對所謂的“個人主義”和“趣味中心”抨擊最厲害的是後期創造社的那些人。他們大多數是留日學生，信奉“普羅文學”的思想。最典型的是成仿吾發表於1927年《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這篇文章，此文激烈批判當時的文藝界“就好象許久被人把口封住了一旦得了自由的一樣，都是集中在自我的表現”，“我沒有想到他們會這麼早就墮落到趣味的一條絕路上去的”。他認為這種“遭遇著趣味這種臭氣”的傾向不是文藝的正軌：“這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成仿吾：《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見《中國新文學大係·文藝理論集二》，4～5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
其實，即使是如魯迅這樣的畢生以社會承擔為己任的先行者，他的一貫的激烈之中，也存在著通達的一麵，並沒有後期創造社同人這般的“徹底”。魯迅在他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小品文的危機》中，有一些為大家耳熟能詳的名言，那就是：“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緊接著這句話，他還說，“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盡管他對這種“愉快和休息”作了限定，即：“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魯迅全集》，第4卷，576~577頁。）魯迅的“通達”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基本精神，即一方麵把文學的功能定位於改造社會的大前提下，所以，他首先要求於文學的，是作為武器（即“匕首”和“投槍”）的性能，是為求生存而能夠殺開一條血路的東西。然而，文學同樣感知了那個時代追求個性解放的、對於個人存在及其欲望的尊重的總體氛圍，有它的自由性和民主性的一麵。因而，它能夠注意到文學畢竟存在著那種有限度的和有節製的“愉快和休息”的性能。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事實：在一定的曆史空間裏，文學的風格和樣式是多樣並存的，盡管它們之間有著某種對立和抗爭，但卻不會是排他的、更不會是唯一的。這種相對寬鬆的心理承受，在那個時代是一個普泛性的事實。例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這兩個影響力相當巨大的文學社團，它們的宗旨各有不同，但卻並行不悖，各自沿著各自的路線發展。文學研究會宣告，“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已經過去了”。據茅盾介紹，這個文學社團的宗旨認為“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實，表現並討論一些有關人生的一般問題”（《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一集·導言》）。與此判然有別的是創造社，他們是傾向唯美的一群，強調“文學除了對於外界的使命之外，總有一種使命對於自己”，“有不少人把這種對於自己的使命特別看得要緊，所謂藝術的藝術派便是這般”（鄭伯奇：《創造社的傾向》，見《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三集·導言》，上海，上海良友複興圖書印刷公司，1935。）。但即使如此，創造社的作家同樣“顯示出他們對於時代和社會的熱烈的關心”，“他們依然是在社會的桎梏之下呻吟著的‘時代兒’”（同上。）。這些材料有助於我們現在進行的討論。首先，它說明“五四”當時對於藝術主張各不相同的藝術派別的寬容和大度，同時也恰好證明了即使是藝術自身規律之傾向的社團如創造社者，它依然不能完全脫離苦難深重的中國社會的現實。就是說，它們的文學依然是沉重的。
革命意識的介入，使原先那種近於極端的文學主張獲得強有力的支持。這種意識的核心是階級論，即社會人群的階級性，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理論。這種新興的理論被有效地嫁接在中國本來就矛盾重重的社會肌體之上。它造就一種幻覺，即認為中國近代以來所苦苦追求的強國新民的理想終於顯示出明晰的線路。來自域外的理論使國人的懸念有了答案。似乎它的到來，往日所有的糾結和懸置全都迎刃而解。新文學為尋求社會進步而擁有的批判性，如今非常明確地與激進的政治理念完好地契合了。一向不甚明晰的文學變革的設想，迅即從政治意識的定位中取得了明確的方向感。
大約是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一些政治色彩很濃的文學理論大量引入並發表，這些文章更加猛烈地批判文學的趣味性，“凡所謂趣味都是這樣的，它是路旁的一個迷魂陣”（成仿吾：《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見《中國新文學大係·文藝理論集二》，8頁。）。持論者認為“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最後的階段（帝國主義），全人類社會的改革已經來到目前”，對於當時的文學態勢，也有激烈的批評：“在整個資本主義與封建勢力二重壓迫下的我們，也已經曳著跛腳開始了我們的國民革命，而我們的文學運動--全解放運動的一個分野--卻還睜著雙眼，在青天白日裏尋找已經迷離的殘夢。”（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載《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1928-02-01。該期編輯王獨清在“餘談”《今後的本刊》中說：“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是一篇最重要的論文，簡直可以說是今後同人要從事於新努力的一篇宣言。”本期同時還發表鄭伯奇的戲劇《犧牲》，蔣光慈的小說《菊芬》。王獨清對此評價說，它們“都充滿了革命的情緒”。在這篇“餘談”裏他還說：“新時代鬥爭要開展在我們的麵前，處在這樣的一個轉變期間的我們，應該持一種真實的態度：我們是應該向後退呢，還是應該去歡迎這新時代的來臨？……我們要承受新時代將開展以前的朝氣，我們要參加催促新時代早臨的戰線，我們要盡我們的能力做些自覺的工程作歡迎新時代的禮物。”這一期刊物所登的作品、理論以及編者的編後談，構成了一種“事實”，即“五四”新文學已經轉型。而這種轉型卻是由於中國社會“業已”發生了“新時代”的轉變。這是當時創造社同人的願望和判斷。它也代表了中國在抗戰爆發前的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學”運動的一個事實，也是當時的“文學主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