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說是自覺自願也好，你說是不知不覺也好，總之，文學是“從善如流”般地走進了一條不可逆轉的窘境。這就是中國的國情，也就是中國文學的命運。近日從錢仲聯的《近代詩鈔》抄得林學衡（林學衡（1897-1941），福建閩侯人。1910年入京師大學，辛亥革命後參加南社。但他的詩學主張深受“同光體”閩派的影響，並不讚成柳亞子等人的觀點。著有《麗白樓自選詩》等。）詩一首：《乘人力車過市》--
曳車用人力，奔走烈日下。祗此百十錢，乘人如乘馬。上坡下坡行，汗出動成把。佝僂腰背折，仰竄弊其踝。得錢活全家，辛苦較多寡。坐客時罵叱，誰是哀憐者？同為仆禦流，汽車出巨廈，高座旁無人，千裏直一瀉。黃金變茲世，勞逸愈分野。終恐起工農，盡使白為赭。
人們都記得《新青年》四卷一號有胡適和沈尹默的同題詩《人力車夫》，今錄胡適的一首用以對比：
“車子！車子！”
車來如飛。
客看車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問車夫，“你今年幾歲？拉車拉了多少時？”
車夫答客，“今年十六，拉過三年車了，你老別多疑。”
客告車夫，“你年紀太小，我不坐你車。我坐你車，我心慘淒。”
車夫告客，“我半日沒有生意，我又寒又饑。你老的好心腸，飽不了我的餓肚皮。我年紀小拉車，警察都不管，你老又是誰？”
客人點頭上車，說“拉到內務部西！”
發表這詩時，是民國七年，1918年，離“五四”運動的爆發還有一年。正是新文學誕生的前夕。從上舉兩首詩可以看出近、現代文學以及新、舊體詩歌之間的內在聯係。它們的內質是相通的。但語言和形式產生了重大的改變。對弱者和底層民眾的同情和悲憫是中國文學的優秀傳統，這在新文學的實踐中得到了發揚。從道理上講，這是無可非議的高貴的傳統。在這兩首詩中，可貴的同情心產生於個人，但它又作用於社會。在這裏，社會與個人並沒有產生不可調和的對立。對立是發生在革命文學的激烈批判“個人主義”的時候。到了40年代末，隨著對“絕大多數”的極端強調，文學的個人性可說是到了末路了。
這一切都是在非常莊嚴的、富有正義感的場合下予以強調的。要是我們略過那場關於文學大眾化的激烈論爭，我們讓時間跨過大約十年的界限，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在40年代初的那篇重要的文章中，得到經典性的關於“大多數”與“極少數”（也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相對立的文學闡析。它們是延續性的，不曾間斷的。
“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麵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幹淨的人隻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了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隻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淨了，最幹淨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都幹淨。”）毛澤東說：“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851~852頁。）
從悲憫情懷到現在這樣的道義迷思，這一切似乎都是順理成章的。新文學中的“工農兵文學”，直接演繹自“革命文學”。他們都是中國社會必然的產兒。上述這種對於大眾和集體的強調以及對於個人主義的抨擊，到了中國革命成功之後，由於行政力量的加強，也由於權威性的闡釋，得到了普遍的推廣。主體文學思想的權威闡釋者周揚說：“當中國人民已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奮鬥了二十多年，他們在政治上已有了高度的覺悟性、組織性，正在從事於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行動的時候，如果我們不盡一切努力去接近他們，描寫他們，而仍停留在知識分子所習慣的比較狹隘的圈子，那麼，我們就將不但嚴重脫離群眾，而且也將嚴重地違背曆史的真實，違背現實主義的原則。”（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這是1949年7月5日周揚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解放區文藝運動的報告，原載《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北京，新華書店，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