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在它漫長的發展途中，一直為自己的合理生存而抗爭。它麵臨著艱難的非此即彼的選擇。一切矛盾在它的麵前變得完全的對立化，它一直走著一條極端的險徑和窄徑。這就使新文學被置於永遠“不成熟”的位置上。在20世紀的最後一個時段，中國文學的處境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從來受到嚴格的政治製約的文學終於有了空前的鬆動。中國的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經濟由計劃走向市場，輿論由控製走向民主，文學終於也由禁錮走向自由。這是百年來從未有過的劃時代的巨變。
要是從19世紀末葉算起，直至當前，中國新文學從它的醞釀到建立，經曆了跨越三個世紀，兩個世紀末的滄桑巨變。中國新文學伴隨著中國社會的狂風急雨，走過了充滿泥濘和荊棘之路。在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上一個世紀末，文學做著強國新民之夢，經曆著棄舊圖新的痛苦。隨後是無邊無際的政治對於文學的擠壓，有一段時間（例如“文革”）文學在這樣的擠壓下，隻剩下一具空殼。一麵是文學，一麵是政治，就這樣翻烙餅似的玩弄著錢幣的兩麵。文學有著不堪承受之重！這可以說是社會強加的，但更可以認為是文學自取的。
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21世紀之交的這個世紀末，中國新文學在時代的新生中也獲得了文學的新生。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文學也麵臨著全新的問題。政治關於文學的限製逐漸淡化，束縛作家創作的條規已經消除，新時代給予作家的創作自由度是空前的。新時期文學的蜜月期過去以後，文學享受著市場化經濟給予的恩惠，中國作家享有了幾代人夢想了幾代的：（“基本上”、或者是“有一定限度的”）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想怎麼寫就怎麼寫的充分的自由。這完全是一個嶄新的局麵。
70年代後期出現的轉機，是由於中國社會環境的改善。繼“五四”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後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帶動了文藝思想的解放，這就是前邊說到的“文學新時期”或者叫“新時期文學”。這裏所謂的“新”，當然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學的“新”，有不盡相同的含義。可以理解為，這裏所謂的“新”，是對於文藝的地位和價值的重新體認，是重新調整文藝和政治、文藝和大眾以及文藝和社會諸關係的曆史新時期。這種調整是要把文藝從從屬政治、直接為政治服務的陰影裏解放出來。這個過程是艱難的、緩慢的，但卻是非常偉大的。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時代轉換的艱難險阻，也可以感受到文學的積重。《班主任》、《傷痕》都有政治代言的餘緒。那時人們依然迷戀於“寫什麼”，而並不重視“怎麼寫”。值得充分重視的是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和散文《揀麥穗》，這些作品體現了巨大的跨越，即從政治到藝術、社會到個人的跨越。也可以說是回歸。不論是跨越，還是回歸，都是劃時代的偉大。作家終於可以輕鬆地寫作僅僅屬於自己、並僅僅是使自己感興趣的內容了。
20世紀80年代短暫的文學狂歡節落幕以後，嚴重的缺失隨之而來。在普遍地重視趣味、愉悅和享樂的同時，人們也普遍地感到了中國文學在新時代的失重。無思想、平麵化、無深度、零度情感正在成為時尚。文學是非常地輕鬆了，輕鬆得讓人不安，甚至讓人“懷舊”。相當的一部分文學正在成為自私的事業，它與社會、甚至與讀者都沒有關聯。及目所見，充耳所聞，四圍彌漫著的盡是讓人漂浮的東西。我們正在經曆著一種新的災難--那就是掙脫了政治束縛之後，文學正重新經受著欲望時代的裹脅。我們正在承受著同樣不堪承受的“文學之輕”。
謝冕
2003年6月21日，完稿於北京大學中文係
（作者附誌：本文原係2002年5月13日為東南大學百年校慶所作的學術講詞。當時隻有一個提綱。我久疏懶，曆時一年有餘，不能將講稿整理成文。此次蒙陳平原先生催促有加，始克完成。匆忙甚，粗疏之處乞諒！本文原載《現代中國》第四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