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來了，三年前坐過她的車。那時我住在和平南路，和平大廈。那時她開的不是藍鳥，是紅夏利。我前一天坐她的車，約定翌日幾個人去火山口，她給了我傳呼號。那天是我帶同事的父母和小孩一起去的，從火山口下來，和她一起在小桔園的竹亭裏吃火鍋，大夥都很開心。那天風很大，但陽光很好。
我和她就這麼你一句我一句地搭訕著，撿拾起了一個回憶。她大約不到三十歲，也許已做了母親。她的形象、氣質、言談，在我遇到的海南當地女人中算是佼佼者。她一直開的士，已鳥槍換炮，說瀟灑也瀟灑，說辛苦也辛苦。隻是那份平和的心態，那份讓人難得地信賴，那份友好和善意，使你覺得生活真好，這個城市真好，人們真好。
三年間，我付給的士的費用上千上萬，遇到過形形色色的司機的麵孔，善者、惡者、流氓，無賴，都遇到過。的土司機宰客的事見多了，乘客殺司機搶劫車的事也聽了不少。討價還價，吵架打人是常有的。的士在這個城市的血管中流動著，使它充滿活力，也難免滋生汙垢。其中有多少頻繁的陌生與陌生的接觸和碰撞，理解和寬容，善意和良知，總是不可磨滅的。
這個城市的人們，每日都在不同的經緯度上穿梭往來，邂逅，巧遇，都有其偶然性。人們總厭惡不愉快的狹路相逢，尷尬於某些重新謀麵，但驚喜或愜意的偶遇總讓人思量再三，而存入永遠的記憶。
臨到目的地時，我按計程表上的數字付她二十塊錢，可她執意隻收我十元，說是老朋友啦。至今她也不知我是幹什麼的，姓甚名誰，我當然也不曉得她的芳名，沒記她的車牌號碼，三年前的傳呼號更沒有存檔。相互並無所求，隻是偶爾碰上的司機與乘客的聯係而已。但我總是願意把這段生活小插曲告訴給別人。
真假難辯
一個十多歲的女孩，低著頭，站得很直，學生模樣的樸素衣著，背著書包，胸前掛著一張“乞救告示”的紙牌，靜靜仁立在鬧市的人行道旁。好像一個做錯事的孩子，在接受老師或家長的訓斥。
圍觀的人不多。雖然刺著每一個行人的目光，但絕大多數人已經被刺得麻木了，而不肯放慢匆匆腳步，走過去問一下這個可憐的女孩。我屬於這種麻木的行人，因為此種情景最少見到過三五次，紙脾上的內容以至格式幹篇一律，無非是說某某人，現年幾歲，家住何地，父母患病或亡故，無依無靠，乞求救助上學，等等。不是我見死不救，喪失良知，而是我疑慮不定，害怕其中有詐。這不是在為自己開脫吧，我想。
也許又是一個把戲，—個圈套，甚至一個陷阱。女孩的同夥，也許就在不遠處窺視動靜，獵手一樣等待你上鉤。你給了錢，他們會嘲笑又一個傻瓜上當了。欺騙往往把善良踩在腳底，還吐上唾沫。假孤兒，假殘疾，假裝被偷被搶回不了家的殺人犯也有。貧困的乞救學生，會不會也有假?
真正值得同情可憐的事情，變得真假不辨。麻木因猜疑，不是明智，便是沒有人味。我願意這乞救的女孩是真的，能給以一點施舍。即使被騙，也認了。難道自己變得如此虛偽了嗎?
《羊城晚報》一九九六年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