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因素的排列組合過程中，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則是一件特別重大的曆史性事件。現代中國文化學的研究者們，為著總結中國和西方文明的曆史經驗，常常願意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和鄭和下西洋相比較。但又常因方法不同而結論大異。照我的看法：兩個人皆為勇士，兩個人的船隊都很大，但鄭和的船隊更大；兩個人的影響都非同尋常，但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影響更大。鄭和下西洋堪稱一大壯舉，而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則開創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其所以如此，因為在哥倫布背後，有一個朝氣蓬勃、急需擴大市場的新興的工商階層，而鄭和的背後，卻隻有一位頗有才幹卻絕沒有也不可能有資本主義思想意識的封建皇帝。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為歐洲新興的資產階級找到一個極大的市場，而資本主義文明的興旺發達，沒有充足的市場絕對不行。
除去市場的因素之外，科學技術的應用，在近代歐洲同樣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培根曾經說過：“我們應該觀察各種發明的威力、效能和後果。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種東西曾改變了整個世界事物的麵貌和狀態，第一種在文學上，第二種在戰爭上，第三種在航海上，由此又產生了無數的變化。這種變化是這樣的，以致沒有一個帝國，沒有一個教派，沒有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這三種機械發明在人類的事業中產生更大的力量和影響。”
這三大發明的發明權其實都屬於中國。但很可惜，它們在中國沒有找到真正的用武之地。此無他，就是因為古代中國缺少近代資本主義的市場機製，它前麵沒有一個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大市場，後麵又沒有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工商業。於是前不著村，後不著店，這些人類文明史上的重大發明，在自己的故土卻沒有收到應有的曆史回報。
中國某位哲人講過：中國人發明了火藥，用它來做爆竹；西方人學會了製造火藥的技術，就用它造槍造炮。中國人發明了印刷術，用它印黃曆；西方人學會了印刷術，就用它印製了人文主義著作。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用它看風水；西方人得到了指南針，就用它指導航海。其實，此乃形象之論，激憤之辭。在曆史上，中國人也曾用火藥製造兵器，也曾借印刷術之力來印各種有價值的文化書籍，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也並非隻是用來看風水。問題就在於前無市場，後無工商，中國人的這些偉大發明隻好任其枯萎衰落，未成其題中應得之義。
還有城市。中國古有大城市。中國的文明古都，如西安、洛陽、北京、開封、杭州、南京等，都是久負盛名，也曾令西方來客瞠目結舌，驚歎莫名。但是中國古代的城市雖大，卻以消費為主，其政治功能完備，而商業能量有限。西方近代史上出現的城市，論其規模，也許遠遠比不上中國的古都，但它們的性質卻和中國的古都不同。它們儼然是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搖籃，是文藝複興運動的肥田沃土，如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尤其鶴立雞群，光輝燦爛，它們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價值和地位，遠非中國古代大城市可以相提並論。中國古代的六大文明古都，產生的盡是帝王將相的統治史和鬥爭史，而如佛羅倫薩一般的城市，產生的卻是資本主義的近代文明。
一是市場，二是工商業，三是科學技術，四是近代城市，還要加上第五——一個人數眾多的工商階層。中國古代社會有數不清的大中城市，但掌握城市命運的，唯有官僚階層。而如佛羅倫薩一類的西方近代城市，掌握其命運的，不是官僚貴族，而是工商集團。近代佛羅倫薩，它的“銀行業、毛紡織業、絲織業，都列為全歐之冠。毛紡業、絲織業、布業、皮毛業、銀錢業、醫藥業和律師業，分別組成七大行會。全城約有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成為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工人”。該市自1115年起就獲得自治權，但政權還被貴族所掌握。到了1282年，貴族政權被推翻了。“當時的七大行會直接掌握市政大權，市內和效區的封建貴族皆被清除，貴族子弟若不加入行會，就不能擔任公職。1293年製定了‘正義法規’，設長老會議為最高權力機構，長老會議由大行會代表7人，小行會代表2人組成。長老會議的首領稱‘正義旗手’，統領軍隊。這樣，就確立了大工商業者的統治。”大工商業者能有這樣的力量，這證明，彼時的佛羅倫薩的工商階層不僅在質量上而且在數量上都有很大的優勢。
其實，文藝複興運動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文明，即使隻談物質文明，也不僅僅隻包括這樣幾個方麵。諸如人口、能源、交通、信息以及衣、食、住、行種種方麵，都出現新的價值認同和新的行為方式。文藝複興運動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具有深刻曆史內涵的動態社會文化大係統。
特別應該說明的是，在這個係統中，反對派的活動，其實也對這個係統的完成起到某種刺激和推動作用。
而且，需要弄清的一點是，在任何一種文明曆史的轉變時期，即使統治階級內部，也絕非鐵板一塊。當新的變革發生時，一些屬於社會上層的核心人物，反而往往會有更敏銳的反應，這一方麵和他們接觸信息較多有關，另一方麵也和他們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有關。至於後來的俄國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更是不消說的了。在中國，即使戊戍變法，其首倡者也是由一些官僚知識分子和光緒皇帝組成的。在反對派人物中，包括那些反對派首領，他們的思想也絕非由鋼筋混凝土做的。慈禧太後是守舊勢力的最大代表，但中國的科舉製就是由她宣布廢除的，洋務運動也是她支持的，其他諸如鐵路、照相、電報等，這些被舊式中國人視為異端，認為會破壞風水，屬於淫技奇巧之類的內容，她則不但支持，而且喜歡。但她的悲劇在於，麵對改革進行賽跑，她不幸選擇了爬行的姿態。
西方文藝複興時期，特別是它的早期階段，也曾出現類似情形。人文主義思潮既然在社會上有那樣巨大的影響，這影響自然也會傳入教廷和皇宮。“一些教皇同樣感受到新文化的影響。尼古拉五世（1447-1455年）創辦梵蒂岡圖書館，尤利烏斯二世
（1503-1513年）重建聖彼得大教堂，據說列奧十世(1513-1521年)研究古典著述比研究基督教神學更感興趣。人們對人類的成就發生興趣，尊重人，推崇人類天才；人的才能不再被認為無足輕重或可鄙的，因此當時的詩人、演說家和曆史學家享有極大的榮譽。好像藝術和建築學也人文化了；表現厭世、苦難和死亡精神的中世紀藝術，讓位給表現人生自然快樂的文藝複興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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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對於這種人生自然快樂的新的人文文化，一些開明的教皇也甚感興趣，因為，他們感興趣，無異於是對人文運動的一種別具風格的有力支持。
4．轉折與發展：本代西方哲學思想的兩個基本階段
西方近代哲學，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曆史階段，而一般哲學史家多以培根或笛卡爾哲學作為西方近代哲學的起點。那麼，即使說是三個階段，也算言之成理。
所謂四個階段，即：
以15-16世紀為主體的人文主義哲學；
以17世紀為主體的理性哲學；
以18世紀為主體的啟蒙哲學；
以19世紀為主體的德國古典哲學。
此後，就進入現代哲學的時空範疇了。
本書所要記述的，正是這四個時期中的前兩個階段。
將培根之前意大利文藝複興階段的哲學劃入近代，至少與羅素、與梯利兩位西方哲學史家所采用的方法不同。這不僅是考慮到《世界全史》的整個編寫體例，而且也有哲學思想史自身的原因和根據。
實際上，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哲學思想和人物，他們生活的時代雖然在政治範疇內仍屬於中世紀這個大的曆史階段，但他們的思想內容和價值觀念，無疑更接近和認同於西方近代曆史。無論馬基雅維裏的政治哲學，還是達 芬奇的科學、藝術哲學，抑或比他們年代更早些的庫薩的尼古拉的過渡性質的哲學，乃至宗教改革領袖馬丁 路德的宗教哲學，他們的思想本質上都應歸屬於近代階段，在大範疇內同屬於西方近代人文主義的曆史形態。他們生於中世紀，反對中世紀。他們是走向近代思想文明的最初的曙光。將他們所開創的思想曆史劃入近代哲學範疇，即使不甚合乎西方政治曆史分期的小實際，卻肯定合乎人類曆史宏觀歸屬的大實際。
有15、16世紀的人文主義哲學，爾後有17世紀西方理性主義哲學的興起，二者可以稱為西方近代哲學曆史發展的序曲和第一幕。
5，非平衡態：東，西方哲學思想演變的兩種節奏
這裏講的不平衡，主要是指世界各大區域哲學思想發展的不平衡，也是指東、西方思想文化發展的不平衡。自然，這種不平衡也應該包括歐洲區域內部各地區間思想文化發展的不平衡。不平衡似乎是一種規律，由不平衡發展到平衡則是這規律的比較完整的階段性反映。
如果我們將這種不平衡發展態勢以某種圖形展示出來，把不同的發展區域看成不同的結構層次，則歐洲區域內的不平衡是一個內圈，東、西方之間的發展不平衡為一個中圈，世界各大區域間的不平衡發展為一個外圈。相比較而言，內圈的不平衡是暫時性的，而外圈的不平衡態勢的演化過程則十分緩慢，因為這幾種不平衡的性質，其實也有不同。
歐洲區域內部的不平衡，主要受其早期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所製約。相應的思想文化，自然也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
歐洲資本主義文明，發端於意大利一些著名的商業文化城市，特別是佛羅倫薩這樣的城市。爾後自意大利向北發展，經西班牙、葡萄牙而英格蘭，而荷蘭，而法國，而中歐地區。這種發展過程一一自然也絕非均速發展形態，決定了歐洲哲學思想的發源地出於意大利，而它的第一個高潮則出於英國和與之相鄰的大陸國家。
東、西方哲學思想發展的不平衡，則是另一種態勢。客觀地講，16世紀是東、西方文明出現曆史性分野的重要時刻。16世紀之前，中國未曾落後，西方未曾先進，雖然在骨子裏雙方已經發生變化。但這種變化開始影響到雙方強弱地位的轉變，則是16世紀的事。自16世紀開始，中國一天一天走向衰落，西方則日新月異，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度，開創著人類曆史文明的新紀元。
但東方主要是中國與西方的這種不平衡發展的主要特色，是雙方差距的不斷拉大。而這並非說中國隻向後退，不向前看。因為雙方的發展速度不同，雖然中國也在變化，也在進步，可惜這種變化來得太慢，這種進步也同樣太慢。別人日進一丈，我們日進一尺。結果每進一尺，反而落後九尺。從曆史的微觀考慮，明王朝肯定比之宋、元時代更為強大，甚至比之唐王朝也有許多進步。但和近代西方先進地區比較起來，就成為龜兔賽跑，很不幸，我們的對手偏偏是一隻不肯偷懶、不愛睡覺、又不曾盲目驕傲的長腿兔子。中國明代的哲學思想，也絕非毫無建樹，一團漆黑，更不是除去腐朽還是腐朽。王陽明的思想絕不比程朱理學更不合時代潮流，李贄的思想尤其異軍突起，有石破天驚的異端效果。但如以王陽明哲學和笛卡爾哲學相比，王陽明就有千秋古人之感；以李贄先生的異端思想和溫和的斯賓諾莎或保守的霍布斯相比，其時代差距亦有恍如隔世之別。這不是說，中國的賢者置於西方便成不賢，中國人的聰明一移至西方便變為愚昧，而是說，彼時中國和西方的社會發展機製不同，曆史文化屬性不同，雖然笑笑生的《金瓶梅》並不比薄伽丘的《十日談》遜色，但中國明代的資本主義萌芽未能長成參天大樹，而哥倫布的航隊卻給歐洲帶來一個巨大的商品市場。
由東、西方發展的不平衡聯想到世界各大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則這種態勢表現得尤其鮮明。應該說，各個民族在各個曆史時期都有自己的思想文明存在。但同樣不容否認，在某些特定時代，例如我們現在考察的這個時代，西方思想文明確實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也最有成就的文明。彼時，拉丁美洲正處在殖民化過程之中，拜占庭帝國剛剛滅亡，中東思想文明又處在急劇的曆史轉折關頭，印度未曾獨立，日本思想界還在中國理學的巨大影響之下，而彼得大帝的改革尚有世紀之隔。於是，七差八錯，便形成西歐思想文明一花獨秀的曆史景況。
但應該看到，人類思想文明正是從15世紀逐漸走向世界文明大開放的時代的。先進的思想終將取代沒落的思想，正如先進的社會體製終將取代沒落的社會體製，先進的科學技術終將取代落後的科學技術，先進的物質文明終將取代落後的物質文明一樣。近代思想文明好比一個具有無限能量的巨大的開放性發展係統，這係統的發展與構建過程固然是非均衡的，但這個係統又必然成為世界性的完整體係，這一點也是無可置疑的。不論哪個地區，作為人類現代化的一部分，都將要一項一項地滿足該係統提出的種種要求。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曆史發展道路盡管不同，但曆史發展規律卻不能兩樣，或者換句話說，西方近代思想文明隻不過是人類近代文明的第一堆篝火罷了。
先進的思想文明，唯有向著全人類傳播成功，才是真正代表了曆史的希望，而這一點，也被此後幾個世紀的曆史所驗證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