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裏略或許不是一位狹義上的哲學家，但他的哲學思想卻是文藝複興時代人文主義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隨著時代的進步，他的影響變得日益強大。即使宣判他有罪的教會，也終於在1979年，即伽裏略被迫害350年後,給他恢複了名譽。
4，個性生動，主旨鮮明
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家們，差不多個個神采飛揚，個性生動，可以說人人都有一段不凡的經曆。他們一專多能，甚至多專多能。他們中有文學家，有藝術家，有神學家，有科學家，有僧侶，也有傑出的外交人士，更多的則是一身而兼數任，而且麵麵都有傑出表現。但他們並非形成了什麼集團或流派，他們好像更喜歡獨往獨來，各行其事。他們的人文主張，首先便由自己的個性實踐所體現。他們不屑於成幫搭夥，君子群而不黨，他們甚至連群都不去考慮。他們出身不同，經曆不同，境遇不同，資產不同，最後的結局也不同。他們中既有一生順利的傑出的藝術家，也有備受磨難、貧困潦倒的失意人：既有被燒死在火刑場上的烈士，也有一心求得當權者的青睞、寧可委屈求全也要有所收益的政客。但是作為一種特定的曆史性的追求，他們的人生主旨是明確的，他們總的價值觀念也是相近的。他們之間的個性、經曆、人品、風格固然千差萬別，但在人文主義這一點上，卻是大同小異。人文主義是他們的主調。他們以完全自主但並非完全自覺的價值追求——人文主義追求，達到了自己人生的最主要的價值目的。
這些傑出的人物之間常有矛盾，常有誤解，常有惡語相加，也常有相互幫助。他們之間的矛盾，有的出於個性，如達 芬奇與米開朗基羅的不和睦，有的則超過個性範疇，如馬丁 路德堅決反對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有的則既有個性因素又另有別的原因。即使同一營壘中的人物，如馬丁 路德和加爾文，因為彼此的思想激進程度不同，雖然在旁人看來，他們的差別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異，而處在大變革的時代，縱然一步之差，也都有可能帶來嚴重的後果，更何況要差到五十步呢？
在這些文藝複興時代的大人物中，他們的個人認識固然如此不同，甚至如此對立，但是，就他們的曆史宏觀追求而言，這些分歧實在無關緊要，甚至可以說，正是這種不同和對立才形成了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哲學思想的曆史共鳴。事實上，人文主義哲學也同人類曆史上一切大有作為的時代思想文化的成功一樣，他們都是以不同聲音的共鳴效應來達到最後的宏觀發展目的的。不但文藝複興而已，就是古希臘的思想文化和中國先秦時代的百家爭鳴，其成功道路也莫不如是。隻不過文藝複興時期的這種共鳴，表現得更富於刺激，也更具有廣延能力罷了。
總的講，哲學的人文主義時代是一個具有強烈動態特征的時代。新的觀點層出不窮，新的追求層出不窮，新的人物也層出不窮。藝術家當中，有達 芬奇，有米開朗基羅，又有丟勒；空想家中，有莫爾，又有康帕內拉；科學家中有哥白尼，又有開普勒，還有伽裏略；文學家中有但丁，有塞萬提斯，還有莎士比亞。偉大的人物一個接著一個，甚至一個比著一個更其偉大。真可謂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而且這山外之山，天外之天，也是瞬息萬變，令人目不暇接，可謂一山未盡一山又至，一天未開一天又起。
在這樣的大動蕩時期，多少新的創見——尤其那些偉大的創見，本來可以延續100年都不失其現實意義的，但轉眼之間就被新的發現所替代。如同塞爾維特超過了維薩裏，而哈維很快又使塞爾維特的嶄新發現成為陳年舊物。仿佛伽裏略已經成為難以超越的曆史偉人，而更其偉大的牛頓卻很快又要登上曆史舞台了。好像埃拉斯謨的諷刺文章已經令人驚歎莫名，而路德的實際行動尤其來得雄壯有力。但曾幾何時，加爾文的改革卻又風馳電掣般發展起來，把路德本人也擠到幕後去了。
在這樣一個大時代中，沒有個性，怎麼生存？偏偏這些思想家硬是大江弄潮，大浪淘沙，個個沒有失去自己的獨特風格與品性。而他們留給後人的遺產，也沒有因為時光的流逝而失去自己的不朽價值。
5，有巨人哲學，沒有哲學巨人
前麵說過，文藝複興時代是一個巨人時代，而這個時代之所以產生如此眾多的巨人，因為他們的一個共同特征，是這些巨人都具有一種獨特的巨人哲學。這種巨人哲學，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文主義哲學。這些巨人個個都是全才，他們之所以個個都是全才，因為在他們博大精深的學識後麵有一種深刻的哲學思想作指導，這思想好像一支魔棍，但憑它一指，便可以使尋常時代百思不解百年未解的問題，豁然開朗，迎刃而解。
這種無比深刻的哲學，簡而言之，就是以人為尺度，以人的需求和發展為神聖原則，順之者則頌之，逆之者則鬥之，有利者則習之，無利者則棄之。為著達到這一目的，不惜向一切舊習舊製舊規舊物宣戰，縱然這些舊習舊製舊規舊物有無尚權威也罷，是無比殘暴也罷。換句話說，這些人文主義思想家敢向一切權威挑戰，沒有某種崇高的社會理想和價值追求是不可思議的，而這種社會理想和價值追求，說穿了就是他們的巨人哲學。
但是，他們的這種巨人哲學還是粗放的，草創的，英雄主義的，卻不是係統的，深刻的和專業水平的。他們確實也發表過一些深刻的言論，如達 芬奇；也發表過一些叛逆性的言論，如布魯諾；也發表過一些天才的言論，如莎士比亞；也發表過一些智
慧的言論，如庫薩的尼古拉。然而就他們哲學的成熟程度和精深醇大而言，他們主要的還不是哲學家，而是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或者博學家。
一些不甚了解西方哲學史的朋友，也許會奇怪，為什麼許多介紹文藝複興時期哲學思想的書籍，不論是中國人寫的也好，還是西方人自己寫的也好，抑或美國人、日本人寫的也好，他們往往東拉西扯，拽上一些似乎與哲學並不相幹的人，比如花許多篇幅去談丟勒，談達 芬奇，談路德，談哥白尼，談蒙田，談伽裏略，談哈克盧特，談帕拉塞爾蘇斯，談開普勒，談伯麥，談布魯諾，談塞萬提斯，談莎士比亞。請問這些人物都是哲學家嗎？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能夠算得上思想家嗎？
確切地說，這些人物中，至少他們中的大多數，並非以其思想而聞，而是以他們的專長而馳名。達 芬奇、丟勒是藝術家，莎士比亞是劇作家，塞萬提斯是文學家，伽裏略是科學家，蒙田是散文家。說莎士比亞是人文主義思想家，未免牽強附會，太可笑
了！但是，莎士比亞確實又不是一般的劇作家。他之所以成為直到如今還沒有人能超過的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劇作家，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他不僅寫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品，還因為他賦予他的作品以前人聞所未聞的人文主義精神。換句話說，沒有人文精神，就沒有莎士比亞。而莎士比亞的天才在於，他抓住、理解並駕馭住了這個偉大的時代精神，並通過偉大的劇作形式又把它在文學這個層麵典型地展示出來。
比如，人文主義時代最重視的乃是人的利益，最珍愛的乃是人的生命，最崇尚的乃是人的自由，最寶貴的乃是人的愛情。然而，人是什麼？什麼是人？人為什麼寶貴？人有什麼能量？這不是中世紀的哲學家所能回答甚至所能提出的問題，而莎士比亞講得卻好，他對這問題的回答，不但簡潔雋永，而且極富詩情畫意。他說：“人類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傑作！多麼高貴的理性！多麼偉大的力量！多麼優美的儀表！多麼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麼像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麼像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
但是，不管怎麼說，這些巨人的哲學不能使他們成為哲學的巨人。文藝複興時期，隻有巨人哲學，沒有哲學巨人。
不但沒有哲學巨人，連專以哲學見長的人物也極為罕見。順便說，沒有專門的哲學思想家，是文藝複興時代西方哲學史的一大特點。這個特點甚至直到19世紀德國古典哲學時期才得以徹底改變。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說到底依然是曆史情況使之然也。但實事求是地講，這並非是一個缺點，而甚至於是一個優點。因為處在這樣偉大新奇瑰麗燦爛的時代，坐在書齋中的哲學家，躲在象牙之塔中自鳴得意抵死都不肯向外界一瞥的哲學家，即使他們當真不是一些庸人，也一定是些落伍者。他們自我作古，最後連一出曆史笑劇也扮演不成。那個時代，最受青睞的是那些叱吒風雲站在時代前列的人，而這些風雲人物，總是現實生活的驕子，而非冥想家的寵兒。
然而哲學的成熟必須有一個過程。在文藝複興時代，哲學還沒有找到完全屬於自己的位置，也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體係，更沒有找到一種完整的科學的深刻地純思辨的表達方式。難怪羅素先生要說：“從教會的威信中解放出來，結果使個人主義得到了發展，甚至發展到無政府狀態的地步。在文藝複興時期人們的心目中，所謂‘修養’，無論是智能上的、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總和經院哲學及教會統治聯係在一起。經院哲學家亞裏士多德固然狹隘，還不失為某種精確性的一個訓練。等到這派邏輯一不時興，最初代之而起並不是什麼比較高明的東西，而無非是各種古代典範的折衷模仿罷了。一直到17世紀，哲學領域中毫無重要事物可言。”他在另一個地方甚至評論說：“路德興起後的l6世紀在哲學上是個不毛時期。”
在我看來，羅素先生的這些評價，是一個哲學家應有之言，而不是一個哲學史家應有之言。
或許我們可以說，文藝複興時期的哲學思想史，乃是一個思想哲學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