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專製體製說到底必定不合近代市場經濟的需求。專製必定走向腐敗，腐敗必定走向滅亡；不是資本主義文明的滅亡，而是專製體製的滅亡。此後英、法、德、俄的曆史演變都證明這是一條不可逆轉的剛性定律，但在馬氏時代，這還是兩句後話。因此，馬氏固然講了一些不合後世時宜之辭，我們也沒必要苛責於他。
況且，還有其二，馬基雅維利也如同一切傑出的思想家一樣，他們的思想體係非常豐富也非常複雜。它們屬於多層麵主體型結構，而不是單層麵淺式結構。通觀馬基雅維利的全部著作，可以很容易得出結論，他不是一位專製主義者，而是一位既要專製也要民主，既同意君主製也欣賞共和製的政治哲學家。隻是因為他的《君王論》一書專講君王專製體製，而使一些不能全麵了解他著作的人誤解了他。
其實他在《君王論》一開篇就講得很明白，他說：“目前統治著人類與從來統治過一切國家與領土，不是共和國便是王國。”而在第二章又說：在這本書裏“我不想談共和國”，因為“我在別的地方已經充分討論過它們了”。那麼，他在什麼地方討論過共和國呢？就在他的另一部名作《論說集》中。在這部書中，他對共和製抱有同樣巨大的熱忱，而且同樣妙論迭出。他認為公民總比國王更加聰明，因此，共和製乃是文明人的必然追求；他認為共和製更合乎平等自由的要求，更能保證公民財富的安全和增長，也更能保證公共福利的增進和實行；他認為共和製能更好地適應各種複雜的情況，也更能保證國家的統一和強盛；他還認為共和製其實就是選舉製，所以更能防止統治者的營私舞弊，而且即使少數貴族有強烈的權勢欲也不易給國家帶來危害。不用說，共和製在馬基雅維利頭腦中確實是一種非常美好的政治製度，但他同時也沒有忘記強調，在意大利當時的情況下，隻能建立君主專製製，而沒有可能直接進入共和製。他說：“人民的道德如此徹底敗壞，以致法律無力約束他們，這就有必要由一個皇族去建立具有完全的與絕對的某種最高權力；這種最高權力就像給野馬帶上‘嚼口’，才可羈勒住它那過分的野心和嚴重的破壞。”
除去上述內容之外，馬基雅維利在其他一些方麵也有獨特而且深刻的體會和認識。例如他關於廢除雇傭兵建立國民軍的思想，既有現實價值，又有曆史意義。因為他本人是親身參加過戰鬥並對軍事藝術一往情深的，所以在論及軍事時，便有很強的政治方略性，又能切中腠理，不尚空談。
但是，馬基雅維利作為一名人文主義思想家，他既是一位具有曆史代表性的人物，又是一位過渡性人物。畢竟文藝複興時代還處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初始階段，而初始階段理論的特色在於，雖然機智但很難深入，雖然銳意進取但難於麵麵俱到；雖然富於啟迪作用又很難具備完整成熟的體例。而這一切，自有後來人去完成它。馬基雅維利完成了曆史交給他的任務，而且總的來講，完成得還很不錯。
6，蒙田
蒙田是文藝複興時代獨具特色的思想家、文學家。有的研究者認為，蒙田的人文主義特征不算典型，其實不算典型也是一種典型，一種非典型的典型而已。蒙田作為文學家，他不寫小說，也不寫劇本，他以風格獨特的散文而聞名。蒙田作為思想家，又不寫理論文章，不注重理論素養，他以自己深具個性的散文而聞名。蒙田不像他那個時代的其他思想家那樣，具有色彩鮮明的理論品性與風範。他既不像布魯諾那樣激烈火爆，也不似埃拉斯謨那樣喜歡和擅長冷嘲熱諷，又不像馬丁 路德那樣是一位掀起萬裏狂飆的風雲人物，更不像托馬斯 莫爾那樣，對未來充滿一腔希望並富於浪漫的想象力。自然，他也不像我剛剛介紹過的馬基雅維利那樣，對現實政治問題一往情深。
蒙田與他們個個不同。他所關心的似乎隻是與自己的日常生活最為緊密相關的事情。誠然，在他的著作中，也涉及到政治，涉及到宗教，涉及到戰爭，但這一切都是站在“人”的需要、“人”的希望、“人”的感受、“人”的好惡、“人”的理解的角度去觀察去思索的，或者幹脆就是站在他蒙田的角度去觀察去思索的。至於他得出的結論對與不對，甚至於有沒有結論，那都無關緊要。而他本人原本也沒有打算非要證明自己的正確。我這樣看了，就這樣寫了；這樣寫了，也就這樣拿出來給各位觀看。至於讀者，您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您不同意又何妨我寫，您同意了又何妨我不寫？從這個意義上看，蒙田確是文藝複興時代一位很有個性的思想家，或者說，蒙田是“本色”的人文主義者。
因為所謂人文主義者，就是專門關心和研究與人相關的一切事宜並以人為中心的思想家。自然，科學也是與人相關的，宗教也是與人相關的，政治更是與人相關的。但在這一切內容中，花大氣力去關心和凝注於人本身及其生活的人物中，蒙田縱然不是唯一的代表，也是一位十分出色的代表。
蒙田的這個風格，在他一生的方方麵麵，尤其在他著作的字裏行間都有體現，而他的主觀心態更是自覺。他非常欣賞古羅馬喜劇作家泰倫修的一句名言：“我是人，我認為人類的一切都與我血肉相關”，並把這句名言和其他一些與之類似的格言掛在自己的書房，作為他生活的座右銘。而他自己，也曾說過許多具有同等價值的格言、妙語，比如他曾經說過：“寧願多了解自己，不願去了解西塞羅。”
他關心自己，而且據他說：“我隻能研究和考察我自己；即使我研究別的東西，也隻是為了將它們應用於我自己。”但是文藝複興時代的“人”這個詞，本身即具有非常豐富的含義，同時也具有相當大的伸縮性與模糊性。而在蒙田這裏，人與個人與人的理念，往往是合一的，至少是相通的。他說的關心自己，既可以理解為是他的一種感受，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觀念和理論。作為一種個人感受，關心自己就是關心蒙田；作為一種理念或理論，則是一切人類成員的自指——人人皆應關心自己。而人人都應關心自己，亦有類於人人皆應關心“人”的意思在內。蒙田似乎也覺察到這一點，所以他又曾說過：“每個人都包含人類的整個形式。首先，我通過普遍的自我同世界溝通。”
但從蒙田的文章傾向看，他說的人主要是指個人——我。而這一點，正是他那個時代文化的革命性所在。因為文藝複興是對封建時代的攻擊與反叛，而封建時代的最大特點，是人格的分裂。隻是因為東西方封建文化的模式差別，其表現方式略有不同。中國封建文化的特征是它的禮教特色，上尊下卑，男尊女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人分十等，等等有別；官上有官，奴下有奴。西方的封建文化形態，則表現為人、神分離，神對人的壓迫。而神在塵世的代表則是教會，教會的最高首領終於取得半人半神、神下之人、人上之神的特殊地位。人文主義要提高人的地位。打破封建文化的統治，在東方先要打破等級，在西方先要破除迷信。人不但要在神的麵前直起腰來，而且要理直氣壯地表現自己，關心自己。蒙田的人文思想，價值在此。實際上，資本主義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誌，是它對人的價值的承認，而對人的價值的承認，首先表現在對個人價值的肯定與保護。隻是這個曆史觀念的成熟與完成，已不是蒙田一個人可以勝任的了。
但是蒙田並沒有這樣深究細論，深究細論其實也就不是蒙田了。他隻管把問題提出來，餘下的事請讀者自去品味。而唯其如此，才形成蒙田風采，並使他的思想和文章別有趣味。
在蒙田看來，人無疑是世界上最複雜的一個研究課題。人的複雜，不僅表現為它的群體複雜性，而且表現為它的個性複雜性。你先不要講什麼我們人類，就算把我們的“們”字去掉，也已經複雜無比。蒙田一生中最欣賞的一句名言，就是“我知道什麼？”他認為這句話無比深刻，並依照當時的風尚，把這句話鑄在一枚勳章上，勳章的另一麵則鑄著一隻天平，作為這句名言的形象體現。
“我知道什麼？”這是最平常的一句話。然而最平常的語言中常常蘊藏著最複雜的真理。400年前，蒙田把這句話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時，他說他自己對此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那麼，400年後的今天，我們就可以對這句話做出滿意的回答了嗎？那怕這回答隻是自己滿意也行。“我知道什麼？”如果我們認真對自己提問並打算認真予以回答的話，我想那將是一個十分不易回答的難題。您知道什麼？您知道現代物理學的發展趨向嗎？您知道現代數學麵臨的危機嗎？您知道電腦傳染病的根治辦法嗎？您知道人類什麼時候能攻克癌症嗎？您知道如何消滅狂犬病嗎？您知道怎樣有效利用人類賴以生存的有限能源嗎？您知道您老人家的壽命嗎？您知道您的家人對您的真實看法嗎？您知道此時此刻有多少大大小小的隕石塊向著地球飛來嗎？您知道下個月的物價嗎？您知道您的住處周圍有多少小生命嗎？您知道您明天的心情是好是壞嗎？您知道您婚姻的前途嗎？您如果樣樣都知道，那您一定是一位超人，而超人是不在蒙田先生的命題範圍之內的。您如果不知道，那麼您去問蒙田，而他會用他條幅上的一句話回答您：“一切確定之物實乃無一確定。”
蒙田的時代，是人的地位日益高起來，神的地位日益低下去的時代。人與神的關係，正是在他那個時代發生巨大變化。而他的人文思想，主要的不是表現在對神的批判上。他不是把神的地位拉下來，而是對神之種種，不予重視。他是一位不以戰鬥取勝的人文主義者。他的辦法是：第一，關心人；第二，關心人；第三，還是關心人。通過對人的關心，來達到他的人文追求。
因此，他對後世最有影響也最有價值的思維方法，是他的懷疑主義。其矛頭自然是對準中世紀傳統觀念，對準中世紀經院哲學的。他不滿意中世紀經院哲學，認為它們瑣瑣碎碎，沒有價值；指出它們自相矛盾，批評它們沒有生氣。
他的懷疑主義不是先從別人講起而是先從自己講起，問起：“我知道什麼？”正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我才要懷疑。我懷疑我知道的東西是否正確，通過懷疑，達到批判舊說，回歸人本的思想目的。
蒙田運用他的懷疑論的時候，最擅長以悖論的方式證明懷疑論的理論價值。他常把前人、古人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認識一一列出，然後讓他們以自相矛盾的方式暴露自己。仿佛中國古代寓言中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然後從矛盾中指出這些內容的不合情理。
懷疑論作為一種哲學方法，其實由來已久，特別在古希臘哲學中找到它的創始者的大量論述和比之蒙田更為係統和抽象的理論表現。蒙田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懷疑論運用到他的“人”的觀念中來，讓它們直接為他的人文思想服務。他不追求理論效果，盡管他也喜歡自稱是個有理論係統的哲學家。但他的懷疑論的價值主要還是表現在他對一切與人有關的方方麵麵的懷疑上。
蒙田的懷疑主義，其外在表現往往成為相對主義。比如一個人佩服凱撒，另一個人佩服殺害凱撒的殺手，他們當中究竟那個人更對些呢？比如同樣一個行為，有人以為是善，有人以為是非善，則善與非善之間有沒有一個客觀標準呢？在蒙田看來，所謂客觀標準是沒有的。他說：“善惡的評價，大部分依賴我們的意見。”又說：“無論富裕、光榮或健康，都不能具有比我們所賜給它的更多的美妙和快樂。每個人的處境佳否，全視他自己的思想。快樂的，是那自己覺得快樂的人，而不是那別人認為他快樂的人。隻有信念使快樂真實。”
有些道理。比如親人死了本該悲傷，但莊子死了夫人，他卻鼓盆而歌。可惜這不能成為普遍真理。而懷疑的妙處，正在於對於一切均可懷疑。
但這不能證明蒙田對於一切隻會懷疑，而沒有自己的半點主張。其實，懷疑就是他的主張，而懷疑的結果，就是他的結論。例如他說某件事值得懷疑，這好像不是結論；而正因為這件事情值得懷疑，所以不要信它，這“不要信它”就是結論。
綜上所述，一方麵，蒙田要用人文主義思想去觀察周圍的一切；一方麵，又要用懷疑主義方法去審視這一切。把這兩點結合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蒙田。
他的這種獨特的人文主義思想方式在方方麵麵皆有展現。
首先，表現在他的著作方麵。他是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位以精美的散文形式表現其理念追求的。他不要求完整的思想體係，也不講究專業術語——他那裏根本也沒有什麼專業術語。他的文章，語言流暢，風格平易，文辭優美，不求雕飾，似乎也沒有經過精心設計。一些文章，甚至內容與題目不大相幹，題目隻能代表開頭的一段話，後麵的文字便行雲流水，瀟灑而去。他本是一個極為博學的人，更可貴的是雖博學而不擺架子。他不作高頭講章，隻管天文地理、山南海北，一路扯將開去。喜、怒、哀樂，無所不涉；花、草、魚、蟲，無所不言。雖對古希臘古羅馬經典作家廣征博引，實行的卻是既來之則安之，合用者則取之，無須者則棄之的方針，並不考究所引文字有多少背景和體係。他好用比喻，比喻使他的文章更活潑也更易傳播，能以生動的例子講明的問題他就絕對不用理論公式。他的某些文章，內容冗長，文筆不甚嚴謹，這與其說是他文章的缺點，不如說是他文章的特點。實在的，一個以平常之心而作“閑話家常、抒寫情懷”的人，他就難免興之所至，不知所之。況且他生性不喜賣弄，更反對尋章雕句傻用功，別人挑燈夜戰，他還要以埃拉斯模式的口吻諷刺幾句。他說：“您以為他是在書中尋求一條通向更健全、更快樂、更聰慧的道路嗎？沒那回事。他會把普勞圖斯的詩律、拉丁詞的正確拚法教給後人，他甚至會為此而賠上老命。”用語刻薄。但對那些隻會讀死書，死讀書，為著一個逗號不惜用盡三瓶墨水的人來說，也不失為一劑良藥。學問本是尋常事。非把學者弄成不食人間香火的神仙模樣的人，若非故弄玄虛，就是成心和自己過不去。
蒙田博學，因為他好學。他尤其喜歡古希臘古羅馬的一些經典作家。對於蘇格拉底自是一往情深。對普魯塔克、塞尼卡、西塞羅、盧卡萊修、賀拉斯、拉爾修、凱撒、希羅多德、塔西佗等也都非常喜歡。他喜歡他們，但不迷信他們，而是像與身邊的老朋友一樣，與他們溝通和交流。他有時還要和他們開點玩笑，比如對當時的人文主義者們常常引用的普羅泰戈拉的那句名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他就調侃說：“真是的，普羅泰戈拉給我們編了個難以置信的故事，把人當作萬物的標尺，卻從來不曾量量自己。’’
一般地說，蒙田所敬佩的學人都是古人，但他絕非一味好古，比如，他談到兒童教育時，就斷然認為：兒童首先應該學會的是“認識自己，知道生得其樂、死得其所”。
蒙田博學而又好學，但他對學習本身卻另有新解。他說：“學習是一種偉大的修飾，一種可提供奇妙的幫助的工具，那些藐視學習的人們僅僅暴露出自己的愚笨。然而我也不像其他某些人士一樣給予它過高的評價。舉個例子說，哲學家海裏留斯認為學、習非常有用，主張僅僅學習本身就可提供我們以聰明和滿足，我並不相信這一說法，正如我們相信人們所說的：學習是一切美德之母．而罪惡則出身無知。就算這種說法是真的，那也要加以充分的注釋。”
說學習是一種偉大的裝飾，縱非奇思怪想，也不免令人驚奇。
與學習相比，他更熱愛生活。他是一位對生活充滿熱情而又十分推崇享樂的生機勃勃的智者。他說：“一個能夠真正地、正當地享受他的生存的人，是絕對地、而且幾乎是神聖地完善的。”不僅如此，他還一反舊說，認為人不是為他人生活，而是為自己生活。他說：“我們為他人生活已經夠多了；讓我們至少在這餘生中為自己生活罷。……世界上最偉大的事情就是去學知我們怎樣歸依自己。”
為他人還是為自己生活，這是一個爭論了幾千年也沒有結束爭論的話題。許多理論界人士認為：如果你隻為自己活著，就是活得沒有意義。但現實生活卻常常教育我們：一個連為自己活著都不肯的人，你讓他為別人活著，也近乎一句空談。更不屑說，還有些是專唱高調的偽君子。
因為他熱愛生活，所以他看不過那種毀壞生活的行為，尤其看不過那種毀滅人性的行為。他對肉體懲罰尤其深惡痛絕。他認定：“刑訊是一種危險的創造。”他說：“我覺得，這與其說是追查真相，倒不如說是考查體力。因此，能夠頂得住刑訊的人便可隱瞞真情，而受不住刑罰的人則會胡供亂認。”
對於宗教迫害，他更是義憤填膺，忍無可忍。他把宗教迫害者看成是食人生番，而且專門寫了一篇題為《論生番》的文章。他寫道：“我認為，吃活人比吃死人更為殘酷，非刑拷打和折磨一個仍舊具有高度感覺的人，把他零烤碎炙和讓他被豬狗咬得血肉模糊，總比等他死去以後再燒了吃更為殘忍。”
唯有出離悲憤之人，才有出離常情之語。
因為他熱愛生活，所以他特別厭惡不平等尤其是人格不平等現象。他認為確定一個人價值的，不是他的職位、地位、財富和門第，而是看他具有怎樣一種品行。他說，作為農民和國王，貴族和奴仆，有什麼區別，作為個人，他們根本沒有區別，他們的區別充其量“隻是在他們的{誇子上”。這真是至理名言。孫皓是個混蛋，當了皇帝，誰見誰怕；阿Q成了革命黨，連不準他姓趙的定、純潔、可靠的榜樣。”
因為他熱愛生活，所以他對人類"性“行為能采取一種客觀的類乎生物學的觀點。他既不像文藝複興早期薄伽丘那樣宣揚和肯定情欲的宣泄和泛濫，更不滿意中世紀守舊派對於性行為所采取的畏之如虎諱莫如深的態度。他的性觀念既冷靜又坦率。他幹脆把性行為稱之為“生殖行為”，他有一篇題為<論想象力》的散文，但文章的內容卻主要是討論性無能的蒙田將性視為平常人的平常事，這在他所生活的時代，沒有足夠的勇氣是很難想象的。
因為他熱愛生活，所以他反對戰爭。戰爭是曆史的怪物，戰爭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它是一切生命的敵人。蒙田從他具體的價值觀念出發，麵對戰爭，堅持反對。他說：“戰爭是人類最盛大、最有聲勢的活動。”這話貌似稱讚，實含諷刺挖苦之意，因為接下去他又說道：“我真想知道：我們是否可以據此說明人類的長處，抑或相反，從中看出人類的軟弱和缺陷。說實在的，我們相互廝打、彼此殘殺的技能看來遠勝於沒有掌握這種本領的禽獸。
‘幾時曾見百獸之王，
殘害過柔弱的幼獅？
何處森林的野豬，
死於凶猛同類的獠齒？”’
真的，虎不食虎，而人要殺人，不知這是人類的驕傲還是悲哀？
蒙田哲學思想的另一大特點，是他對人生、對宗教、對政治、趙老太爺都敬他三分。其實，作了皇帝的孫皓還不依然是個混蛋，當了革命黨的阿Q也依然沒半點出息。但是衣服一換，豬八戒馬上成了登徒子。你對此大惑不解，封建文化則認為這是天經地義。蒙田不信這一套，他偏要以冷嘲熱諷的態度，以辛辣刻薄入木三分的語言揭穿這事情的不合理性。
蒙田不同意等級觀念，主張人際交往理應平等相待。他絕不因為對方是個大人物就把自己變小。實在他也是一個大人物，但即使並非如此，按照他的價值觀念，他也一樣會憎惡那些高居人上的超人，憎惡那些卑居人下的小人。他說：“我對大人物既不恨之入骨，也不充滿深情。”
因為他熱愛生活，所以他熱愛自然。在他的筆下，不僅有對大自然的種種精美描繪，而且還有許多奇妙的比喻，這些比喻是不曾親近大自然的人很難想象的。他熱愛自然，甚至有些崇尚自然，對大自然懷有一種深沉的敬意。在他心目中，自然有如宗教，且比神學家們所信仰的宗教更其聖潔，更能打動人心。他說：“科學不得不每時每刻向自然借鑒，這樣才能向科學的信徒提供堅對不同民族的風俗習尚，所采取的寬容和解的態度。
蒙田自認為是個天主教徒，但他不因為自己是個天主教徒就把新教徒看成異教，對他們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他不一定同意新教徒的思想，但以他的處事原則看，沒有新教徒的時候，就是沒有的好；現在既然已經有了新教徒，也應該給他們一席生存之地，也就是有了的好了。
即使對於低宗教一等的方術，他大體上也持同樣的寬容態度。蒙田本不相信神學奇跡。在他看來，所謂神學奇跡，純屬無稽之談。縱然別人認定這奇跡出於無意，他也同樣不予相信，而且一樣要諷刺一番。他說：“奇跡建立在我們對大自然的無知這一基礎上，而不是大自然所固有的。”他的寬容有時使得他缺少哲學家氣質，有時又使他顯得富於睿者的聰明，但實際上這隻不過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他人生態度。
蒙田的政治觀念，大抵如是。他並非不關心政治，而且他還真算得上一位政府要員，但他實際上從來也沒提出過什麼係統的政治主張。他也不是政治改革家，確切地說，他內心並不喜歡變革，而且不問這變革是好是壞。他甚至對政治沒有持久的興趣，雖然他也曾兩度當選為市長。他對於君主製、民主製和貴族沒有明顯的情理傾向，他可以稱為一個貨真價實的政治寬容者，盡管他思想的實質並不能與各種不同的政治體製相諧同。他認為：“一個民族的最佳政體就是能夠使本民族得以延續下去的政體。它的重要形式和作用取決於習慣。我們很容易對現存的製度不滿，但我卻認為在民主製度下要求少數人的專製或是在君主製度下要求另一種政體，皆是愚蠢有害的。”這理論頗不合改革者的口味，也不合守舊派的心願。但蒙田就是這樣一個人，在他心目中，隻消對本民族的發展有利，無論民主也好，專製也好，都是無可無不可的。可惜這理論隻能在特定的階段性條件下才有其某種合理性，從曆史發展的宏觀角度看，它至少是膚淺的，甚至是荒謬的。蒙田雖講政治寬容，但他並非政治大家。
蒙田的寬容哲學，表現在對不同民族的習俗時尚方麵，尤其富於特色。他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時尚，都有它的合理性。你不能因為自己愛紮領帶就反對別人穿圓領衫，也不能因為自己有赤膊習尚便指責別人的精心打扮。他寧可把各個民族的奇異行為理解為習俗時尚，而不願把它們看成與道理或不道理有關。他說：“處女將其最隱私的部位公開袒露……男妓……女人去打仗……女人站著小便，而男人卻蹲著。”這一切令歐洲人驚異莫名的行為，都是習俗使然。他的論據是：“我們認為道德法來源於天性，其實是來源於習俗……應當這樣看：超出習俗之外的東西也不屬於理性的範圍。”因為他如此重視各民族的習俗，又有這樣傑出的見解，難怪當代一位研究家要稱他為“現代人類學的先驅”。
蒙田之所以成為蒙田，也有其諸種原因。
首先，他所處的時代啟發和教育了他。他生活在歐洲宗教戰爭年代，30年戰爭，對社會破壞嚴重，給人民生活帶來諸多災難。更重要的是：事實證明，用武力不能解決宗教之爭，隻有通過和解，才能使國家取得安定，得到發展。雖然從曆史的宏觀空間考慮，戰爭——某些戰爭也是曆史進步的必然行為，但至少在蒙田時期，人們已經開始渴求和平。蒙田的和解精神，既受到社會的啟發，又得到社會的響應和肯定，而這一點正是他與其他許多人文主義思想家的區別所在。
就他出身考慮，他的家庭也有著相當寬鬆的生活氣氛。當時的歐洲，宗教信仰是個極大的問題，因為信仰不同特別是教派不同，國可動蕩，族可分裂，家可敗亡。但蒙田的家庭卻是一個例外。他一家人的宗教信仰其實各不相同。他父親是個堅定的天主教徒，他妹妹卻參加了加爾文教派；他弟弟也曾加入加爾文教派，但很快又退出了。而他的家庭氣氛和諧，親情關係良好。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蒙田，自有一種平和專注寬容和解的風格。
就蒙田本人的性格而言，他也是一位性格偏於孤獨的思想家，他對於古希臘古羅馬許多經典作家都有很深的了解，但他內心最為敬重和欽佩的還是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是人類曆史上少有的偉人，他偉大、博學、智慧，但不致力於著述；蒙田雖有著述，但不作理論文章。蒙田對蘇格拉底情有獨鍾，大約就和他本人的文化性格有某種內在聯係。
蒙田一生，遊曆不甚多，經曆不甚複雜。他1533年出生於一個貴族特色的商人家庭。他是長子。他父親是一位紳士，他母親自稱西班牙人的後裔，也有人認為是猶太人。他家境寬裕，受的教育也好，他的希臘文和拉丁文都有很高造詣。他年輕時曾作過一段波爾多法院的顧問，但他看不慣主要是受不了法庭對異教徒的肉刑懲罰。所以在37歲時便到鄉下退隱，過一種半是學者半是鄉紳的生活。
他一生的成就，盡在散文創作方麵。他的散文既是文學，也是哲學，但他喜歡講自己祖上的軍功，而且不喜歡別人稱他為學者。但因為他有很大名氣和影響，不管本人願意與否，他還是兩度當選為波爾多市市長。雖然他一生中也曾受過教會的迫害，但總的來講，他的一生是平和順利的。他確確實實是一位具有獨特性格和經曆又具有紳士風度的人文主義思想家。
蒙田的哲學思想，沒有體係，而他也根本不關心體係為何物。他一生著述頗豐，但都是散文筆法。於是就有人懷疑他的文章是否有理論價值。實在說，他文章的特色不在理論思維方麵，但他絕不是隻會追逐時髦、討好讀者的庸俗暢銷書作家。他的思想並非沒有深度，而是不以理論追求為己任。雖不刻意追求竟然無意得之，則是蒙田創作的一個特色。就他的思想內涵分析，他的文章不但涉獵極廣泛，甚至可稱為博大精深，其於後世的影響，更是多方麵的。據他的傳記作家研究，蒙田思想對於後來的政治觀、宗教觀、人文觀，以及心理學、人種學、曆史學、美學和散文創作都產生重要影響。他的散文，不但影響了莎士比亞和培根；他的哲學，也同樣影響了笛卡爾。直到18世紀，法國大思想家伏爾泰、狄德羅都對他十分推崇。甚至有人認為：蒙田懷疑而培根實幹，“他們為法國大革命開辟了道路。”
蒙田之後，模仿他的人很多，或有作出某種成就的人，但真正達到他那樣成就的人就少而又少了，有的甚至畫虎不成反類犬，讓前人在天之靈哭笑不得。整個地說來，蒙田隻屬於他那個特定的時代、國度與階層，他是文藝複興時代的一位常人，同時又是一個奇人。他因常而奇，雖淡泊而致遠。以至遠在中國的讀書人中，他的讀者常比與之同時代的作家為多。喬爾丹諾 布魯諾既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英勇的鬥士。就他的性格、經曆和行為方式而言，他和蒙田恰恰形成鮮明的對照。蒙田似水，布氏似火。蒙田的思想雖然也充滿了人文主義精神，但其表達方式，卻是隨意的，漫不經心的，具有很強的散文風格，好似春溪流水，雖然清快爽利，絕不強求於人；既經千山萬壑，不失自然之趣。布魯諾則是一團火。他的一生，都處在尖銳的矛盾之中，風口浪尖，不容你不爭不鬥不辯不鳴。他一生都在反抗，都在傾訴，都在與不平周旋，都在竭盡全力宣傳自己的信念。他有許多敵人，但他毫不畏懼，麵對重重風險，他也絕不退縮。他似乎不知畏懼為何言，退縮為何物，即使麵對死亡，他也不失其英雄本色。他的一生就是一團火，而且並非幽幽鬼火，冉冉灶火，而是熊熊烈火，是如火山噴發，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天火。他的這種人文性格和精神，在整個文藝複興時代，都是非常突出，也是非常罕見的。
他和蒙田雖然都是人文主義思想家，但彼此關心的重點不一樣。蒙田最關注的盡是人生課題。他隻關心與人有關的內容——這樣說怕都不確切，確切地說，他隻關心與“我”有關的事理。不論自覺度如何，客觀上他是將人理解為作為行為主體的個人的。凡與人生相關的，他必事事關心。無論戰爭也好，法製也好，道德也好，情趣也好，行為也好．性也好，習俗時尚也好，榮譽也好，刑訊懲戒也好，凡人之所有，我必所言。他對人的研究，有著入魔一般的情致。盡管他常常因愛而求，看到人的種種弱點，並且不厭其煩地對這些弱點予以諷喻和批評。
布魯諾則不同。他對人生不能說沒有關心，但他最關心的還是與科學與宗教相關的問題。他的理論精神也如入魔一般。但他不是對人生入魔，而是對哥白尼的學說入魔。他一旦接受了哥白尼的學說，他就要為這學說而奮鬥。為著這個目的，他發揮想象，周遊世界，走到哪裏，講到哪裏。而且在這種大無畏的百折不撓的宣傳中，也漸次形成自己的思想體係。可以這樣說，蒙田的思想方式是發散型的，好像一盞明燈，向著茫茫田野發放光華。這明燈就是“人”，這光華就是與人血肉相關的人文思想。布魯諾的理論方式則是主導型的，如利器出匣，一往無前。他就是要攻擊一點，不及其餘，而且不獲全勝，絕不罷休。
布魯諾與蒙田的另一個區別，是蒙田的理論往往是直觀的，形象化的。雖然也被列入思想家甚至哲學家之列，但那表達形式不合常規，俗語所謂有點不像。他本人也說自己的文章是大雜燴，“拉雜而成”。但這絲毫不表明他沒有新見，沒有創見，沒有高見，沒有遠見。相反，他的許多見解，都有很重要的認識價值。比如他的懷疑論，比如他的靈魂觀念。靈魂觀念，在他那個時代，何等重要。靈魂可以和肉體相分離，正是宗教神學的立論支柱之一。倘靈魂不能獨立，宗教神學的立論基礎便會發生動搖。但蒙田就認為，靈魂不能脫離肉體，用我們中國人的話講，即所謂人死如燈滅，死了，完了；靈魂呢？也沒了。這意思淺顯直白；雖淺顯直白，卻有意義。布魯諾就不一樣了，他是一個有著哲學家風範的思想家。他的理論也許並不十分深刻，但所使用的方法卻是嚴密的，邏輯推理也是嚴謹的，他的心似和庫薩的尼古拉有相通之處；而他那富於哲理和思辨風格的文章，確是蒙田先生不肯做、不屑做也做不來的。
或許可以這樣說，寬容的蒙田骨子裏也充滿了剛毅，他屬於外秀而內剛，布魯諾卻是一位徹裏徹外的鋼鐵鬥士。如果說他的內心深處也有一縷柔情，他把這柔情也毫無保留地獻給了他的哲學事業，而且柔入剛腸，剛之愈烈。
布魯諾於1548年生於意大利南部一個古老的小鎮諾拉。這個小鎮的風景頗不尋常，其政治環境也不平凡。講自然環境，它近山麵海又有平原，而且還是一個活躍的火山區，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或感覺到地下火在活動。政治方麵的不平凡，因為它如同意大利的一些文化名城一樣，正處在西班牙人的統治之下。他的幼年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必然對他產生強烈的影響。他一生走過許多國家，但他永遠不能忘記故鄉的景致和故鄉的人民。
與文藝複興時代幾位著名思想人物相比，他的家鄉十分貧寒。他受教育較晚，而接觸實際生活特別是接觸下層人民的生活較多。他幼年喜歡的人物中，有農民，有手工業者，有戰士，有窮苦的修道士。他的家庭，則是破了產的小貴族。他父親也曾在軍隊中服過役，還當過旗手，但收入微薄，很不得誌。布魯諾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對他的未來發展及性格形成自然會產生不可小覷的影響。
布魯諾生活在自然名區，而他又酷愛自然，他在兒童時代便對浩渺的星空產生興趣。他喜歡觀察，也喜歡幻想。他幼年的這個愛好，為他以後的科學道路有意無意地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礎。
布魯諾l1歲到一家私立人文主義學校學習，他聰敏好學，博聞強識，在校6年中，既學習了當時學校規定的各種必修課程，也看了一些雜書；既接觸了一些當時很有影響的思想界人物，也參加了不少公共活動。
1565年他17歲時進入聖多米尼克修道院，成為一名修道士，並起教名喬爾丹諾，一年後被授予修道士教職。
當時的修道院極不平靜，不是上帝不愛平靜，而是異端思想無孔不入。反映在修道士的生活方麵，尤其紛亂無序，魚龍混雜。告密者有之，勤學者有之，虔誠向教者有之，喜歡雜學奇論者亦有之。一些僧侶，名為修道，實則行為不端，肆意胡行，鬥毆、酗酒、淫亂不已。布魯諾居於斯地，偏能全心全意關注著知識與科學，可說難能可貴，鶴立雞群。然而風雲變幻，欲罷不能。到頭來，受到教會懲罰的不是那些披著僧衣的偽君子，而是如布魯諾一樣的真正有抱負有追求有信仰的人。所謂屈原放逐，實乃楚國亡音。他在修道院，很快成為告密的對象。幸而，第一次被人告發，未曾釀成大禍。但在那樣的條件下，他可以有一次僥幸，很難有第二次僥幸，縱然有第三次僥幸，最終仍然會成為教會頑固勢力的迫害對象。此無他，因為布魯諾本人實實在在就是一位鍾情於異端思想的開明修道士。
禍事到底來了。起因是一位受寵的神學家在修道院的辯論會上批判4世紀的一位修道士。因為這位死後1000多年的修道士反對三位一體的經義，反對三位一體，即被視為異端。況且批判死人，如同對死去的老虎，既充滿神聖的勝利感又不會有被老虎咬一口的危險，然而，好夢無長，博學多思的布魯諾終於對這位批判者的胡說八道忍不下去了，於是越席而起，為1000年前的亡靈一辯。
但這一辯馬上引來大憤怒，大驚駭，大激動。一切仇恨、怨憤、瘋狂和以上帝名義所采取的粗暴行為劈頭蓋臉一齊向布魯諾打來。布魯諾無法，隻好在朋友幫助下，逃離修道院，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布魯諾自1576年從修道院逃出後，先後在意大利的熱亞那、都靈、威尼斯、米蘭等城市輾轉奔走，求學求生。後來他又去過瑞士、裏昂、巴黎、倫敦以及德國的美因茨、法蘭克福，直到1592年被誘捕為止。他經過16年的四處奔走，也經過16年的磨練與砥礪。這16年是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16年，也是他著述最豐的16年。他的主要著作幾乎都是在這期間完成的。但這16年的逃亡生活，一時一刻也不平靜。他是且走且學，且學且戰，且戰且走，且走而又戰。在此期間，他也曾被日內瓦大學錄用，但剛剛開了幾次口，就被認為有異端思想，但他哪肯屈服，便印一個冊子出來為自己辯護，於是被跟蹤，被逮捕，被開除教籍。剛一出獄，他隻好趕緊離開日內瓦。之後，他去了裏昂，去了圖盧茲，去了巴黎。但他走到哪裏，哪裏便大起風波，而他卻愈戰愈勇，影響也愈來愈大，可謂遍地野火燒不盡，既經春風吹又生。他的思想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裏，日益精進，日趨成熟。他的哲學思想更加係統，他對哥白尼的學說更加堅信不疑，而且有了新的見解。在巴黎時，他的影響已有目共睹。到了倫敦更開始了他一生學術創作的黃金時期。他在倫敦總共居住兩年半時間，在這樣短的時間裏，他就發表了6部對話錄。尤其是其中的第二部對話《論原因、本質和太-》，第三部對話《論無限、宇宙與眾世界“和第四部對話”驅逐趾高氣揚的野獸》，一般認為是他的哲學代表作。
然而，布魯諾命中注定要成為他那時代的一切權威與傳統勢力的對頭星。即使在英國，他的思想和著作依然帶有強烈的叛逆性與挑戰性。據說，他的著作曾被送給英王伊麗莎白看過，連這位很有作為的女王對他的評價也很糟糕。她又給他加上了瀆神者、無神論者、造孽者的不良稱號。
布魯諾猶如一聲冬日的霹靂，這霹靂即使在炎熱的夏天也會使懦弱者聞聲失筋的。
此後他再去巴黎，又去德國，然而到了哪裏，都是矛盾，都是衝突，人家不但不能理解他，還要反對他，排擠他，打擊他。而他偏生不怕一切衝突，更不怕一切排擠、反對和打擊．。他信念如火，不言不快；性格如火，不吐不快。不論誰的挑戰，他是一概應對不貸。1588年他到達布拉格，隨即發表了《反對當代數學家和哲學家的160條論綱》。後來又去了法蘭克福，他的《論單子、數和形》、《論不可度量者與不可數者》和《論三種最小和度》等著作都是在該城印製的，不過，那時他又到別處遊學去了。
1591年，他打算回意大利，其行未果。1592年，他終於被意大利教方誘捕。實在他十幾年的逃亡、宣傳、反抗和著述已經使教方對他恨之入骨。但他絕不屈服，即使被關押在獄，他依然沒有停止宣傳他的觀點和信仰。自1592年起，他被關8年，其間多次遭受審問和刑訊，但他穩如青山，依然故我。請看他受審時的答辭。他說：
“我堅持宇宙是無限的，以此作為神的力量和仁慈無限的結果，任何有限的世界都與其不相配。因此，我宣稱在我們地球之外存在著無限的世界；我讚同畢達哥拉斯下述觀點：地球是顆星，像無數的其他一切星星一樣是顆星，所以有這些無數的世界作為整體存在於無限的空間，就是無限的宇宙。因此，存在著兩類的無限：宇宙的尺度和世界的數量，從宗教信仰出發，這種觀點被認為和真理相違背。然而，我完全認定在這個宇宙裏存在著宇宙天道，每一事物依此根據其本質而成長、運動；對此，我從兩個方麵來理解：其一，在宇宙中，靈魂出現在物體裏，整體的靈魂出現在物體的整體和每一個部分裏，我稱之為自然、上帝的影子和痕跡；其二，上帝以一種不言而喻的、不能加以解釋的途徑出現在一切事物之上，而不是作為靈魂的出現。”
這一段話，差不多就是布魯諾對教會不屈到底的宣言，也是他英雄主義人格的體現。他一生雖曆盡曲折，內心也時有苦痛，但他自始至終隻對自己的信仰負責，而他的信仰的實質，集中到一點，就是對哥白尼學說的複演與傳播。
美國作家G．桑迪拉納評論他說：“布魯諾思想中有創造性的方麵看來在於專心一意地信奉無限的觀念。到了17世紀，這種觀念無論在數學方麵還是在形而上學方麵都被證明是富有生命力的。他不僅沉思著‘存在’這無邊無際的大海洋，人們也許會認為他在這裏麵管得過寬了。而且他在存在的整體上找到某種新自由。整個思維的中心似乎傾斜了。人與上帝的關係客觀化了，因為作為無限的必然性的上帝再也不能落實到人身上。人必須經過永無止境的努力超越自我的限製，把自我提高到等同於自我。”
照我看來，布魯諾最主要的曆史功績，是他以一位思想家的身份，把哥白尼的科學成果宣傳開去，而且同樣以一個思想家的身份把這個成果擴大開來。嚴格地說，布魯諾不能算一位科學家，他自己也未曾受過自然科學方麵的係統教育。但是他看到了哥白尼學說的正確性，而且用他特有的方式，把哥白尼的研究成果向前推進了一步。中世紀神學的天體理論的要點，一是上帝創造萬物，二是地心說。他們認定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陽圍繞地球運轉。哥白尼的日心說推翻了中世紀神學的舊說，以無可辯駁的論據證明了不是太陽圍繞地球運動而是地球圍繞太陽運動。布魯諾的功績在於，他同意日心說，但他認為宇宙沒有中心。地球既不是中心——地心說靠不住；太陽也不是中心——日心說也應發展。在他看來，宇宙無邊無際，太陽係隻不過是無數個星係中的一個而已。太陽隻能是太陽係的中心，而這樣的中心在宇宙中多得無法統計，所以任何中心的觀點，都是不合乎宇宙的實際的。他特別反對亞裏士多德關於恒星即是宇宙邊際的說法，他認為宇宙沒有邊際，因為沒有邊際，所以才沒有中心。
布魯諾這種以邏輯學方式對待科學的態度，雖然沒有實驗依據，卻有它無可爭辯的理論價值和批判價值。宇宙不能有邊際，因為所謂邊際所證明的不但是邊際內部的廣大無垠，至少也同樣證明了邊際外部的廣大無垠。正像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而太平洋的邊際再長再大，在它的邊界之外，必定會有一個比之更大的邊際世界一樣。重複地講，隻有大到無邊的世界，才能包括世界的無邊。布魯諾這樣表明他的意見：“在宇宙裏麵，體積與點無別，中心與周邊無別，有限者與無限者無別，最大者與最小者無別。一切都是中心點；或者說，處處都是宇宙的中心點。古人是這樣表達這種思想的，他們說，諸神之父在宇宙的每一處實際上都有他的駐地。”
布魯諾主張宇宙的無限性，但他使用的方法，是庫薩的尼古拉式的，他使用的語言是宗教論辯會式的。他不是脫離宗教而談宇宙問題，而是在教會營壘內用宗教神學固有的矛盾去揭示宇宙的無限性。他說：“認為上帝在小於無限的宇宙中展現自己將是不相稱的。”是呀，上帝既然是萬能的，我們就不能想象他隻在一個相對大的宇宙中發揮作用，換句話說，就是上帝的無限性應該與宇宙的無限性相諧相配。用上帝的無限證明宇宙的無限，是布魯諾的一個發明，唯其如此，才更令他的對手氣急敗壞，手麻心疼。
布魯諾不僅認為宇宙是無限的，而且認為宇宙盡管是無限的，卻又是有靈魂的。他認為宇宙是一種特殊的自然現象，是“產生自然的自然”。人類居住的地球則是被“自然產生的自然”，因此，他就稱宇宙這個產生自然的自然為上帝。不僅如此，他還認為世間萬物皆有生機。生機固然還不等於靈魂，卻具有靈魂式的生命含義。因為他也曾說過：“萬物在自身中有靈魂，並且有生命。”在他看來，萬物皆有靈魂，雖然對靈魂的定義還應再加解釋。這種哲學觀念，屬於萬物有靈論，當然，認為萬物皆有靈說，起碼在常識上就與人們的感受不同。由是他稱物質的靈魂為生機。但還是不行，縱然隻說萬物皆有生機，也與人們的常識不符。果真如此，那麼，桌子也有生機嗎？褲子也有生機嗎？布魯諾對此是這樣解釋的，他說：“桌子作為桌子，並不是有生機的，衣裳作為衣裳，皮革作為皮革，玻璃作為玻璃，都不是有生機的；但是，它們作為自然物和組合物，都包含著物質和形式。一個東西，不管怎樣小，怎樣微不足道，其中總有精神實體的部分，這種精神實體，隻要找到合適的主體，便力圖成為植物，成為動物，並接受任何一個物體的肢體，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有了生機。”布魯諾的這番闡釋，在一般沒有或很少接觸西方思辨哲學的人聽來，是太費事了；讓慣於直觀性思維的中國人聽來，尤其艱難費解。布魯諾的本意是說，活生生的宇宙產生於它內在的必然性，宇宙的必然性——它的自然規律正是宇宙活動的本原。而宇宙的自然規律，即自然的自然，不是別的，就是上帝。那也就是說，既可以把布魯諾的天體思想詮解為有神論，是上帝推動了宇宙的運動；也可以把布魯諾的天體思想解釋為無神論，是宇宙自身的活力推動了它自己的運動。隻不過布魯諾也稱這種宇宙的自身活力為上帝罷了。對此，桑迪拉納看得非常明白，他認為無論如何，布魯諾的這個思想也是和宗教學說不能相容的。他說：“布魯諾學說的宗教內容無論怎樣可以被接受，但不可能與教義相一致。”
因為宇宙是無限的，所以宇宙必定是絕對完善與恒常不變的。布魯諾按照他的推理方式，很自然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這方麵，他與庫薩的尼克拉頗為相似。他認為個別事物可變，而宇宙不變，他認為有限世界中存在著對立和矛盾，但在上帝即無限宇宙那裏，則這一切矛盾均得以統一。他說：“宇宙是統一的、無限的、不動的。我說，絕對可能性是統一的，現實是統一的，形式或靈魂是統一的，物質或物體是統一的，事物是統一的，存在是統一的，最大和最好是統一的。”又說：“宇宙無論如何不能被包含，因此是不可計量的和無邊際的，因而是無限的和無盡的，因而是不動的。它在空間中不動，因為在它自身之外沒有什麼可容它移動的地方，因為它是一切。它不生，因為沒有別的存在是它能夠希望和期待的，因為它占有全部存在。它不滅，因為沒有別的事物是它能夠變成的，因為它是任何事物。它不能縮小或擴大，因為它是無限的。既不能給它增添什麼，也不能從它拿去什麼，因為無限沒有可用某種東西通約的部分。它不能改變成另一種裝置，因為沒有任何外在的東西能夠使它遭受到什麼並使它處於被刺激的狀態。”
布魯諾關於無限的宇宙不變而有限的世界可變的思想，既與後來發現的能量守恒定律有某種相似之處，又與萊布尼茨所代表的德國哲學有些異曲同工之妙。
不僅如此，他的單子學說同樣大有益於後來人。他認定，世間萬物都是由單子組成的，而單子本身卻是無因而成，並且不會遭到毀滅的命運。它既不完全屬於物質，又不完全屬於精神，或者說，它既是物質，又是精神。“靈魂本身就是一個不死的單子，而上帝則是單子的單子。”他的單子學說不用說對於後來諸如萊布尼茨等大思想家的哲學思想也有重要的啟迪作用。
然而，布魯諾畢竟是一位修道士出身的思想家，從他留下來的著作看，不能說他是一位無神論者。但他對科學的信任確實超過對上帝的信任。他隻認符合科學邏輯的內容為真理，否認不合科學邏輯的內容為真理。處在他那個時代，他的這種思維方法，無疑具有強烈的刺激性和衝擊力。
而他本人更是一個英雄主義者。他對自己的觀點從來都是不加隱瞞和逃避的。他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別人攻擊他是異端，但他並不害怕而且勇於承認自己的異端思想。他公開承認自己
“從小就是天主教的敵人……對於聖者連瞧都不願瞧，我隻敬奉基督像，但不久連基督像也不敬奉了。”他甚至說：“上帝在蜥蜴和蠍子身上，以及在洋蔥和大蒜中，要比在任何無生命的圖像和塑像中有著更為積極的存在。”
在他看來，福音書中的種種奇跡都不值一駁。諸如靈魂不死，世界洪水，上帝造人，耶酥複活，不過是些騙人的鬼話而已。他認為基督隻是一個凡人，一個如同穆罕默德與摩西那樣的曆史人物。他反對把原本屬於凡人的基督異化。他寫道：“如果在人本性之中再加入馬性，那時會產生什麼結果呢，是某種應坐在天宮的神明嗎？抑或是一頭隻配到畜群或馬廄中找個位置的牲畜。”
他抱定自己的自然的自然即上帝的觀念，認為斷定上帝是三位一體的，才是褻瀆神明。
布魯諾的哲學思想十分豐富，但其主旨不離宇宙無限性這個主題，在這個主題下，展示他的哲學理論和思維方法。
布魯諾以大無畏的精神麵對宗教裁判所對他的審判。他坐牢8年，從未屈服。1600年2月17日淩晨，他被教會用火刑活活燒死。但他寧死不屈，絕不背叛自己的堅定信念。
布魯諾是一位具有英雄主義精神和人格的特立獨行式的思想史上的巨人。他曾經自嘲地說自己是一位“不屬於任何學院的院士”，是一個“無法容忍者”，但他雖遇曲折絕不氣綏，雖有苦痛絕不屈服。他以樂觀主義加英雄主義的激情看待這一切，並終於將這些苦痛轉化為歡樂，他說：“我們激情的結果，由於事物的複雜性，永遠不會是一種不帶某些痛苦的某種快樂；相反，我說，並且一再強調說，在事物中，如果沒有痛苦，即也沒有快樂。”他認為“英雄的愛是一種苦難”，他主張“寧願體麵的和英雄的死亡，也不要不體麵和卑鄙的勝利”。
布魯諾是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位英雄，即使他生活的時代乃是一個巨人彙聚的時代，他站在巨人叢中，依然是一位英雄。
自然，因為布魯諾畢竟不是一位科學家，所以他以邏輯推理方式得出的一些關於宇宙的結論，難免不出差錯。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可以打敗中世紀神學，因為神學原本不合邏輯，但僅用邏輯推理的方式不能完成科學，科學自有它本身的邏輯和規律。比如他認為月亮上麵有海，認為太陽上有萬物，等等，就既沒有根據，也沒有說服力。
布魯諾的影響，在他的時尤其在教會內部，無疑是巨大的。但從曆史的發展宏觀來考慮就不如伽裏略來的立論堅實，也不如蒙田來得意味綿長。至少以今日中國的情況看，還是伽裏略的知名度更高，而蒙田散文的讀者更多些。雖然布魯諾也猜到了一些真理，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預言了能量守恒的學說”，但是，這些猜測和預言，很快就被後來的巨大科學成就所淹沒了。
一些西方哲學家認為，1600年是西方哲學史上的一個分界線，而1600年正是布魯諾犧牲的年份。或許可以這樣說，布魯諾的死宣告了以人文主義思想為主導的哲學時代已經結束。他們身後的一批真正可以稱為巨星的思想界人物，將逐步登上西方近代哲學的宏偉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