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革命推翻了君主製，後來又恢複了君主製。好像它的目的沒有達到。然而，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光榮革命後的君主製雖未革麵卻已洗心，它在骨子裏已經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英國革命乃是資本主義文明強大到一定程度的一個特殊的標誌。英國革命雖非轟轟烈烈，卻能紮紮實實。它體現了資本主義所有製對封建所有製的勝利，體現了科學、教育對迷信的勝利；體現了資產階級法權對中世紀特權的勝利。從這個意義上講，英國革命確實已經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重要的是，自“光榮革命”之後，它再也沒有出現法國式的王朝複辟，它的政局穩定，循序漸進。應該說，英國革命的這種文化特性對英國近代哲學確實產生了莫大影響，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英國哲學的風格與模式。
17世紀西方哲學家的不平凡之處，在於他們處在科學與革命之間，並沒有降低自己的影響，或者說站在巨人麵前顯露出一付侏儒模樣。非但不曾如此，他們還以自己的獨特創作，給17世紀的自然科學發展以巨大的促進作用，給資產階級革命以不可低估的推動力量。
17世紀的哲學家不曾躲進象牙塔，他們依然同他們的前輩一樣，沒有一位屬於脫離社會生活的學究式人物，他們甚至比他們的前輩甚有過之，他們中竟然連一位大學教授也沒有。他們是一群活躍在社會政治舞台、科學研究舞台和活生生的社會文化舞台上的風雲人物。他們沒有學究氣，甚至沒有成為單純學者的欲望。他們目光遠大，不是高等學府的三尺講台可以限定的；他們胸襟開闊，非有社會大天地才能與之相輔相成；他們有很強壯的身體，非要到萬裏長天下飛跑才能顯示出他們超凡的體力；他們有強健的胃口和巨大的肺呼量，沒有整個社會為他們提供營養和空氣，就不能滿足他們的起碼要求。17世紀的哲學界，是可以和那個時代的科學界、政治界鼎足而立的一個領域。同時，17世紀又可以稱為理性主義的世紀。
人文主義時代，可以看作西方近代哲學之春。它以春天般的氣息四處彌漫，以無可阻擋的力量與氣勢驚醒了整個時代。而17世紀的哲學則可以稱為西方近代哲學之夏。他們顯然比他們的前輩更有規範，更有深度，更有係統，也更有影響。夏天的花草已經定型。他們以更其驕豔、挺撥、壯美和成熟的姿韻向人類展示自己超越前人的曆史輝煌。
4，,17世紀西方哲學的地域特征與思想體係
兩個區域：一是英倫三島；一是西歐大陸。 兩個係統：一是英國的經驗主義；一是大陸的唯理主義。
經驗主義和唯理主義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以感覺經驗作為自己哲學體係的認識基礎，後者則以先驗的理念模式作為自己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因此經驗主義尤其是產生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的經驗主義，其唯物主義傾向比較明顯。而唯理主義，出於它們的先驗性質，所以它們即使並不完全否認經驗的作用，也容易走到二元化的結局中去。
經驗主義作為一種思潮自有它發生發展的必然過程，而唯理主義係統內部也絕非鐵板一塊。經驗主義發展到貝克萊，已經和唯理主義眉來眼去，秋波傳情；唯理主義在斯賓諾莎身上則另有特殊表現。斯賓諾莎雖然也極度重視幾何學的作用，卻堅持從世界本身說明世界。
需要說明的是，17世紀的英國哲學固然同大陸哲學有這樣的區別，但從其本質上看，無論經驗主義也好，唯理主義也好，它們毫無例外都是新興的成熟的資本主義時代的哲學。它們在反對和批判中世紀哲學，在保衛和守護資本主義文明成果，在啟迪和總結資本主義思想文明等方麵，都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經驗主義與唯理主義的分歧，或許隻是證明了它們各自的認識局限性，或者從積極方麵考慮，隻是證明了雙方的認識論的特色。它們是以不同色彩繪製出的統一的圖案。它們之間的區別，充其量，隻是色彩之別。
經驗主義和唯理主義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它們各自誕生區域的民族文化特色。英國人的務實精神和自由主義風格，大體上就是17世紀經驗主義哲學的主調。大陸國家特別是法國、德國的專製傳統又促使大陸哲學形成更其抽象與更富於思辨性的理論風格。就總體論之，英國哲學務實明快，長於歸納；大陸哲學抽象深刻，長於演繹。但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終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借鑒，相互促進，直至走向新的曆史天地。
但雙方的爭論絕非沒有意義。爭論也並非都在經驗主義與唯理主義二者之間進行。事實上，批判笛卡爾最為痛切的人物不是英國哲學家而是伽桑狄。伽桑狄並非英人血統，而是真正的笛卡爾的法國同胞。自然，笛卡爾的思辨方式和培根所采用的方式差別很大，矛盾也很大；而萊布尼茨對洛克的批評，又豈止哲學問題而已。萊布尼茨與牛頓的矛盾甚至比他與洛克的矛盾還要更激烈也更大。然而，真理豈怕批評？世界的進步尤其是思想的進步若沒有真正的批判與駁詰，那麼，要想走向成熟都不可能。金在沙中，不淘不得。時代的爭議常常如狂風驟雨，然而唯有能夠經受住這風雨考驗的哲學，才能真正顯示出自己的曆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