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弗蘭西斯.培根
1，培根評價
對於生活在今天的人來講，培根自然是一位古人，而在他那個時代，他卻是一位出色的新人。他是他時代的寵兒，又是他時代的鼓吹者和代言人。他和文藝複興時代的人文主義思想家相比，在時序上似接踵而來，在階段上卻又恍如隔世。他不但比他的那些前輩站得更高，而且基礎更廣泛。他的前輩們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到他這裏，不過是一段序曲而已。他不見得比他的那些偉大的前輩更富於天才，卻比他們更有運氣。他是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的曆史人物，他來的不早不晚——他生逢其時。比如他也有一部烏托邦著作_《新大西島》。但他的這部著作顯然與莫爾的《烏托邦》不同。莫爾的《烏托邦》中心思想是宣傳人道主義，而他的烏托邦卻是要全力以赴強調科學技術的地位、價值和作用。他的《新大西島》絕不比莫爾的《烏托邦》遜色，但在他來說，這部著作不過是他諸多著作中的一本小書而已。他在學問上的胸襟和氣度，也是遠遠大於和高於這種烏托邦理論的，但又很擅長寫議論文章。他寫散文的本領一點也不比蒙田差，在用散文形式講述理論方麵，他可以說是蒙田的學生。然而，他這個學生卻真真切切超過了他的先生。這不但表現在他所使用的語言全是英國式的現代化的，而且表現在他不但是一個散文家，而且絕不僅僅是個散文家。蒙田一生，除去寫散文還是寫散文，仿佛十八般武器隻擅長舞劍，而培根卻是十八般兵刃樣樣精通。他有傳播久遠的《論說文集》，又有哲學專著的《新工具》，還有《學術的進步》、《新大西島》、《法學原理》等大大小小的專著專論。他不像布魯諾那樣為著自己的信仰麵向著一切反對者衝擊，他甚至對哥白尼的曆史作用也不甚理解。而他本人更不是一位敢於和肯於為著某種信念而犧牲自己的人。但是，他的幸運在於：他的時代，已經遠遠不是哥白尼的時代，甚至也不是伽裏略的時代了。他雖然隻在17世紀生活了26年，但他的思想是與17世紀同步的，因此，盡管他不公正地對待了哥白尼，他仍然是他時代科學進步的同路人。
培根的宗教觀念也帶有很濃厚的妥協色彩。但宗教問題已經不是這個時代的主題，且又沒有條件成為這個時代的新的主題。教皇原本已經喪失對英國的控製，而就在這個世紀中葉，連世俗的專製權力也將在英國消失。因此，他既沒有與宗教決裂的主觀想法，也沒有與宗教決一死戰的客觀需要。他隻是對宗教采取一種新的姿態，前人碰到的重重難題就在他的學說中迎刃而解。他相信，至少他說他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且力圖證明上帝是不可研究而且也無法研究的。但對世俗間的事件，他也不要上帝來管。他認為上帝應對神學負責，而世俗間的一切均應由科學負責。所以，他才打起那麼鮮豔的旗幟：“知識就是力量”。羅素先生認為，這口號也許不是由培根首次提出的，但即使如此，他也有自己的貢獻。他對知識的信賴超過他的任何一位前輩。縱然那句名言並非他的發明，經過他的詮解，確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口號隻能是科學時代的產物，倘在中世紀，甚至在哥白尼時代都是不能想象的。知識就是力量，上帝是什麼？隻消這麼一句，就有可能給請到火刑柱上去。而這句話直到20世紀80年代，還在中國產生過某種新奇的不失宣傳價值的精神力量。
培根不但強調知識的功利價值，而且認可它的道德價值，他幹脆就宣布說：“知識即道德”。在他看來，無知便是無德，有知識才能有善行，知識是善行的真理。培根的這些思想對我們中國人而言，尤其容易得到認同和支持。
因為重視知識，必然重視教育。培根一生不曾作過教師，但他卻堪稱一位社會的導師。他的《論說文集》，起過廣泛而久遠的教育作用。由知識而論德，由知識而論人，由知識而論及人生的方方麵麵，正是培根人生哲學的基本特色。
不僅如此，他還認為人類的知識應與人類的權力相統一，就像他在《新大西島》中描繪的一樣。知識與權力歸一，知識和權力都必須服從自然，這正是培根對知識、權力、自然關係的基本觀點。他說：“人類知識和人類權力歸於一
為凡不知原因時即不能產生結果。要支配自然就須服從自然 凡在思辨中為原因者在動作中則為法則。”
自然，人類文明未止知識，尤其並不限於自然科學知識而已。這一點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得到最充分的反映，而在培根時期，曆史所要求的正是這種對知識的推崇和信任。
培根重視知識，宣傳知識，十分精彩，但更精彩的是他以“二重真理”的方法將上帝請出人間，讓知識與科學技術取代上帝的位置。在他看來，科學技術更是人類福祉。雖然他對科學的理解常有失誤，對許多與他同時代的偉大發現，他或曾渾然未覺，或曾視而不見。比如哈維曾是他的私人醫生，但他對哈維的血液循環理論似乎一無所知。比如他雖然也曾強調數學的重要性，但他對數學的一些重大發現其實並不十分明白。他是他那個時代的科學廣告人，他非常擅長宣傳。他宣傳的價值重在講解這些科學技術的作用，但並不能使自己成為所宣傳內容的行家裏手。他更重視的是讓這些科學技術發揮作用。他隻是一個買主：你怎麼製造的我不管，我隻要知道他確實有用就行。而且一經證明，他還要盡其全力，講給更多的人聽。
他對待科學的態度，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議論。他認為“曆來處理科學的人，不是實驗家，就是教條者”，而他對這兩種人，都不讚成。他說：“實驗家像螞蟻，隻會采集和使用，推論家像蜘蛛，隻憑自己的材料來織成絲網。”他主張把這兩種方式結合起來，因此，他喜歡蜜蜂，“而蜜蜂卻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院裏和田野裏從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變化和消化。”他說哲學應該如蜜蜂一樣的，“哲學的真正任務就正是這樣，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隻把從自然曆史和機械實驗收來的材料原封不動、囫圇吞棗地累置在記憶當中，而是把它們變化過消化過而放置在理解力之中。”
培根重視科學技術，雖非科技裏手，卻有遠見灼識。他對中國古代的幾項重要發明，就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雖然由於某些原因，他隻知道四大發明中的三項發明。
作為一代新人，他不但對經院哲學痛加鞭撻，對古希臘哲學同樣態度輕蔑，不以為然。他一生批判最多反對最力的與其說是經院哲學家，不如說是亞裏士多德。實在亞氏的邏輯方法盛年久矣，在新的曆史時代麵前，是非予以清算不可了。亞裏士多德無疑是一位大哲學家大思想家，但他麵對人類近代科學，顯然有些力不從心。他的思想方法在特定的條件下，已不再是人類進步的動力，反而成為某種障礙。尤其他所創立的邏輯思維方法和近代科學的實驗品格相對比，，更是格格不入。反對亞裏士多德的人物，並非始於培根，但培根確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據研究者說，伽裏略之所以被教會迫害，特別和他反對亞氏理論有關。可見近代科學人物是很難與亞裏士多德相安無事的。培根作為新時代的鼓吹者，自然不能不把對亞氏的聲討和批判作為自己的神聖職責。
培根對古希臘哲學界，幾乎全無好感。這態度在一個遠離西方哲學的人看來，不免有些傲慢。而在他那個年代，確乎有此必要。或許這就是我們中國人常說的“矯枉過正”，請聽他的高論：
“希臘人的智慧乃是論道式的，頗耽溺於爭辯；而這恰是和探究真理最相違背的一種智慧。這樣看來，詭辯家這一名稱，雖為那些願被認作哲學家的人們輕蔑地拋回而轉敬給古代修辭學者高嘉斯、蒲魯台高拉斯、喜庇亞斯和普拉斯等人，實也大可適用於這類人全體，包括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齊諾、伊壁鳩魯、笛歐弗拉斯塔斯和他們的繼承者克裏希波斯、卡尼底斯以及其餘人在內。這兩群人的不同之處僅在前者是漫遊的、圖利的，往來於各城市之間，掛出他們的智慧來出售，並且收取價錢；而後者則高自位置，表現尊嚴，有固定的寓所，開設學校來講授他們的哲學而不收取報酬。這兩種人在其他方麵雖不相等，卻同是論道式的，同是把事情弄成爭辯，同是樹立哲學宗派以至異端邪說而為之哄鬥；所以他們的學說大部分隻是（如戴昂尼夏斯對柏拉圖嘲笑得很對的說法）無聊老人對無知青年的談話。”
總而言之，無論他是浪漫的也好，尊嚴的也好，還是另一種風味的也好，一概沒有什麼值得肯定和發揚的地方，而最沉重的批評乃是“論道式”的概括。中國人喜歡論道，對此難免迷惑，然而，西方近代文化畢竟實驗為重，論道為輕。培根對古希臘哲學頗有些筆鋒所指不分良莠的味道。
相比之下，培根的政治表現不算出色。但他絕不是一個保守人物，他的政治觀念同樣也是與曆史同步的。他反對君權——主要是反對“君權無限”和“君權神授”。他認為：“為人君者有如天上的星宿，能致福也能致禍，受很多的尊敬但是沒有休息。”他認為：“一切關於帝王的箴言，實際是包含在這兩句銘語裏的。”哪兩條銘語呢？第一，“記住你是個人”；第二，“記住你是個神或者神的代表”。那麼，為什麼單單選中這兩句話呢？因為“頭一句話約束他們的權力，後一句話控製他們的意誌”。
論君王首先讓君王記住“你是個人”，這說法頗不簡直。又說君王是“神的代表”，仿佛有些跑調，但那本意是說以此控製君王的意誌，也可理解。任何君王誠能如培根所言，他便不再是封建文化的代表，而會成為資本主義文明的同路人。
培根不但有這樣的觀念，在現實生活中，例如在國王與議會的鬥爭中，他也是站在議會一邊的。
培根以哲學家而名聞於世，但他傳播最為廣泛的著作，卻是他的《論說文集》。這本書不能看成一本嚴格意義上的哲學著作，但確是一本記錄了培根思想、情感、心理和生活傾向的文化名作。因為這書立論新穎，見解獨特，才華橫溢，文筆傳神；雖小題偏能大作，縱宏論卻用常言，無論那個階層的讀者均能開卷有益，所以曆來受到各國讀者的歡迎。
這書初版於1597年，隻收10篇文章，後來屢經增補，共收入58篇文章。文章視野開闊，涉及範圍廣泛。有專家認為，其基本內容包括三大方麵：（一）人與世界及人群的關係，（二）人與自己的關係，（三）人與上帝的關係。但他的論文本有一種國事家事天下事，人心我心世態心，上天入地，無所不容的風格。這種風格或者古已有之，他卻能以新的姿態、新的視角、新的精神、新的風範，洋洋灑灑，寫將開來，直有一股春風喜度玉門關的優美感受。後人讀之猶生擊節之欲，時人一見，能無感奮之情。其驚其喜其風其采，雖未親見，可想而知。
書中妙語隨處可見，如：“成人之怕死猶如兒童之怕入暗處”；如“妻子是青年人的情人，中年人的伴侶，老年人的看護”；如“遊曆在年輕人是教育的一部分，在年長的人是經驗的一部分”；如“夫妻之愛，使人類蕃滋，朋友之愛使人完美；但是無度的淫愛則使人敗壞並卑賤焉”；如：“居高位的人是三重的仆役：君主或國家的仆役；名聲的仆役，事業的仆役”；如“螞蟻是一種為自己打算起來很聰明的動物，但是在一座果園或花園裏它就是一種有害的動物了”；如“財富的用處是消費，而消費的目的是為了光榮和善舉”；如“在學問上費時過多是偷懶；把學問過於用於裝飾是虛假；完全依學問上的規則而斷事是書生的怪癖”；如“有些書可供一嚐，有些書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幾部書則應當咀嚼消化”；如“一個人的天性不長成藥草，就長成莠草；所以他應當依時灌溉前者而芟除後者”；如“對於財富我叫不出更好的名字來，隻能把它叫做‘德性的行李，；如“予人民以相當的自由使其痛苦與不平得以發泄（隻要發泄的時候不要過於不遜和誇張）是一種安全的方法。因為那壓抑體液及使傷口的血倒流入內的人是將有惡瘍及險瘡的危險的”。
如此美文佳句，不愛又當何如？
但是，培根作為新時代第一位哲人，也有他的種種不足。總的來看，他是一位不徹底的哲學家，也是一位善於和苦於調合的人。他對科學技術可謂一往情深，然而，卻又不能真的深入到科學技術中去。就此而論，他不僅比不過他的許多同時代人，甚至比不過他的許多前輩。他相信並意識到數學的重要，但他的數學知識卻十分有限；他不但否定哥白尼的學說，而且對開普勒的天文學同樣外行；他大約根本沒有再明白近代解剖學究竟是怎麼回事，而對他的私人醫生哈維的劃時代工作也是茫然不知底裏。
他對上帝似乎不敬，但又遠不能稱之為無神論者；他不讓上帝參與塵世生活，卻對占星術之類興趣盎然。凡此種種，都是和這位哲人的身份不相稱的。但事實如此，盡管您偏愛培根，也沒辦法。也正因為如此，或許加上他的哲學方法與歐洲哲學的主流方式不合，西方的一些哲學史家才對他多有微詞。以至認為他雖然序齒在前，卻不算西方近代哲學的真正開始者。
大體說來，培根的影響不同於緊隨其後的笛卡爾或霍布斯。他的影響，重在當時，他是一位頗新潮感的哲學家；他的著作自然也帶有某種暢銷書作家的味道。他的少深思而多流暢、少古奧而多俏麗的寫作風格，他的博學但不求甚解的治學態度，他的務實但不喜抽象的宣傳家作風，均使他對英國哲學的影響更直接也更大些，而和笛卡爾所代表的大陸哲學比較起來，便顯得鋪陳有餘而深入不足。
論文必及論人，而培根的人品尤其爭議頗多，或說對之貶損者居多。這一點，稍後再講。
2，培根的生平
弗蘭西斯 培根1561年1月22日出生於英國倫敦一個新貴族家庭。他父親是英王的掌璽大臣，他母親是加爾文教派的一名信徒。他的這種家庭背景對他的成長顯然有重要的影響。
培根幼年時身體狀況不佳，但他十分聰慧，他在5個兄弟中排行最小，也最受父母疼愛。他幼年的教育，是在他母親的精心關懷下完成的。
培根智力早熟，12歲時就進入劍橋三一學院學習。在校4年，成績優異，頗得好評，不足15歲就通過學業。剛剛16歲便進入政界，第一個職位，就是作為英國駐法大使的隨員出使巴黎。從此之後，一直到他60歲時被開除出政界，他一生活動都不曾離開英國的政治舞台。
培根追求名利，自幼而然。但他並非單純的名利之徒。他對社會情況的關心，確也不同尋常。這大約正是那個時代有為青年的一種共同傾向，不過因為他後來成為哲學名家，顯得更其令人矚目罷了。
在法國期間，他顯露出自己一生的生活特色：一方麵留心法國和歐洲大陸政界的種種情況，一方麵又根據收集到的材料，寫成-本《歐洲政情記》。邊從政，邊著述，正是培根性格。這性格終他一生也未曾改變。《歐洲政情記》不算培根的代表作，但書表現的主張信仰自由和政治統一的思想，卻是和他一生的主張相一致的。
然而，正當此時-1579年，他18歲時，他父親病故了。他父親的去世對他這樣一個一心追求仕途的青年自是沉重打擊。因為他從小未曾受過多少挫折，平時生活奢華，本人對貴族生活方式又十分快意，這個打擊就顯得尤其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