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父親雖然富有,但因為他既不是長子,又有同父異母兄弟5人,他得到的遺產也就十分有限。這種情況無疑更加激發了培根的仕途情緒。

此後的培根,去葛萊律師公會當了一段律師,但律師職業不能令他滿足。兩年後,他進入眾議院,但他仍不滿足。他為著自己的仕途輝煌,費盡心力尋找靠山。他先去求助於他姨父,雖經不懈努力,到底沒有結果。1591年,他終於與伊麗莎白女王的寵臣埃塞克斯伯爵成為朋友。這位伯爵雖然不能算英國曆史上的大人物,卻是個十足的新聞人物。關於他和女王的關係,曾引起多少文人墨客的創作欲望。他小培根6歲,少年得誌,皇寵在身。培根找到這樣一位朋友可算如願以償。而他的這個朋友也確實對他十分友好,肯於幫助,可惜,盡管年青的伯爵極力推薦,爭奈女王陛下不為所動。伯爵先後舉薦他作法部長官或檢察長;作法部次官或辯護長,作審判長或察卷司長,總而言之,是官職不挑大小,雖有一蟹不如一蟹之嫌,隻要給官做就好。然而,女王雖對伯爵寵愛有加,卻對培根不理不睬,伯爵對此又是著急又是無奈,就把自己的一份物產贈給培根。培根對他的這位好友自是感激不盡。他為他寫過劇本,也經常參加他的宴請和盛會。然而好景不長。伯爵因攻打愛爾蘭兵敗而失寵,又因為圖謀造反而被捕被審。不幸的培根竟作了陪審人,並且表現得十分賣力,在伯爵被處死後,他還親手起草了伯爵的罪狀。於是,無論當時還是後來的人們,紛紛指責他缺少道德,是個朝三暮四的小人。其實,與他表現相似的人在所多有,但他不能以此為自己辯護,因為他是弗蘭西斯 培根。

這段時間,培根隨著埃塞爾斯伯爵的親疏浮沉而處在身心擾攘的變化之中。但他的創作一直未斷,大約在1592年,完成了《偉大的複興》-書的初步構想,1597年出版了他的《論說文集》。

直到1603年,伊麗莎白女王去世,詹姆士一世登位,培根才開始得到重視。是年,他受封為男爵。此後,他的政治和學術生涯都進入一個比較順暢的時期。他的個人生活也隨之發生變化。

1605年,他的主要著作《論學問的進步》出版;

1606年,他與愛麗絲 巴漢姆結婚,是年他已經45歲了;

1607年,他被提升為副檢察長;

1608年,開始《新工具》的寫作;

1609年,《古人的智慧》出版;

1610年,著手寫作《新大西島》;

1612年《論說文集》修正版出版,收其論文38篇。

自1605年以來的7年時間,培根寫書、出書、結婚、升官,可說春風得意,意態風流。富富態態地迎來歡快的中年,此後,他的仕途更是愈走愈順。1613年,升任首席檢查官;1616年被委任為樞密會議議員;1617年,任掌璽大臣。相傳,他幼年時,隨時任掌璽大臣的父親進宮,伊麗莎白女王也曾稱他為“我的小掌璽大臣”。直到40年後,他才真的坐在他父親昔日坐過的位置上。1618年,他任大法官,並被封為巴魯南男爵。1620年,他的《新工具》和《偉大的複興》也出版了。

然而,盛極而衰,月盈而缺,進入1621年,培根倒運的日子開始降臨了。這一年他剛剛升為子爵,卻因為受賄被控,經貴族審判,宣判他有罪,罰款40000磅,收監倫敦塔。雖然很快被放了出來,所交罰款也還給了他,但他的政治生涯從此畫上了句號。

公正地講,培根春風得意的這十幾年,確實沾染上了不少官僚階層的壞習氣。他身為政客,自覺不自覺地落入政客間的相互傾軋之中。他為保全自己,也曾以對手攻擊自己的方式來回敬他人。他身為大法官,竟知法犯法,接受賄賂,自然於法於理不容,但當時的風氣確實也到了上行下效無官不受賄的程度。他生活奢侈,雖然其情可厭,但也與當時的官場風氣諧同。

然而,他畢竟是培根。但也因為他是培根,他的這些劣行,尤其是賣友受賄等惡行才令人不能容忍。盡管他百般辯解,說雖然受賄並沒影響判案,依然不能得到人們的原諒。正所謂小人行惡事則想當然耳,偉人有醜聞則令人可畏矣。

老年的培根,以他特有的精神狀態,接受了這一切。這些嚴重的打擊和挫折並未使他消沉。不僅如此,烏紗帽一去,創作更勤奮。下台僅6個月,他就完成了他的史學著作《亨利七世統治史》。次年出版《風的曆史》。1623年又出版《生與死的曆史》和《論科學的尊嚴及其發展》。1624年,《論說文集》的最後修訂本問世,共收文章58篇。1626年4月9日,培根去世。

培根一生,熱愛科學,他又是西方近代實驗科學的前導式人物。到了晚年,他依然樂此不疲。他死前,見大雪而生情,便忽發奇想,親手做一項以雪保存雞肉的試驗,不幸因寒致病,一病不起。

培根一生,貧困日久,富貴時稀。他一生多在賒債中生活。一旦富足,又奢華不已。1598年,他曾因拖欠債務而被短期監禁。到他去世時,他雖有存款7000磅,卻有欠款22000磅之多。

培根一生,在仕途與學問之間,兩相平衡,可謂做成一件常人難以設想的困難事,以致後來的研究者,有時也禁不住發問:他一生追求名利富貴,奔忙不息,可謂數十年如一日也,而他的學問又是如此精美淵博,他到底利用什麼時間得此學問?

概而論之,培根是個複雜人。他的研究者說:“就智力方麵說,培根是偉大的;就道德方麵說,他是很弱的。他的人格是多方麵的,他的天才不限於一隅。他是法學家、政客、科學家、哲學家、曆史家,又是散文作家。對於這樣繁複的性格與才能要下一個總評是很難的。”

然而,因為他複雜,才有深度,才有味道。其實曆史上的大人物有幾個不是多層麵深層次的,又豈止培根一人而已。不過因為這位培根的政治生活與學術生活、理論創作與道德行為的對比十分尖銳,使得後人對他更多些注意罷了。

從成就方麵看培根,倒是他本人對自己的一生總結更有意趣。他在《遺囑》中這樣寫道:“我的靈魂將歸於上帝,我的軀體將歿於黃土,我的名字將傳之後世,並揚名海外。”

培根爵士一點也沒有誇大其辭。

3,培根的哲學成就

培根哲學最為後人稱道並引起研究者興趣的,是他的幻象說、歸納法和他的分科理論,而他留給後人的最鮮明的印象,則是他是當仁不讓的西方近代實驗科學的創始人。

(1)關於幻象說

,培根在哲學上的貢獻,主要是他反對亞裏士多德以來的舊邏輯,主張建立一套新的邏輯的方法。他的這種新邏輯方法,也就是他的哲學方法。

培根認為,在舊的思維方式中,人們常常誤入陷阱,其中有4種情況,最為令人擔憂。這4種情況樣樣都是防礙人們正確認識科學的路障。他稱這4種情況為4種幻想即假相,四種假相的具體內容是:

“族類假象”。何為族類假象?他說:“族類假象植基於人性本身中,也即植基於人這一族或這一類中。若斷言人的感官是事物的量尺,這是一句錯誤的話。正相反,不論感官或者心靈的一切覺知總是依個人的量尺而不是依宇宙的量尺;而人類理解物時摻入了它自己的性質而使得事物的性質變形和褪色。”

這種培根式的表達方式,一般中國讀者接受起來可能會覺得語言拗口。用通俗的話講,族類假象,就是人們習慣於用人的感官或心靈作為認識世界的尺度,而不是依據宇宙本身的標準作為尺度。這樣,人對世界的認識,有如用一麵凸凹不平的鏡子照世界,因為鏡子不平,鏡中的映象絕難準確。

這思想在今天看來,乃是最基本的常識。而在17世紀之初,則是一種大膽的具有學術價值的總結和發現。要知道,在受到長期思想扭曲的時代,發現常識就是發現真理。而培根所發現的又豈止是常識而已。他的關於鏡子的比喻尤其精采。用凸凹不平的鏡子照世界,比如用哈哈鏡照世界,鏡中反映出的形象一定也是幽默或者滑稽的。漂亮女人比如西方的維納斯、中國的西施姑娘不照此鏡,倒也不怕照此鏡,唯有那些尋開心者才對哈哈鏡哈哈大笑,而一些醜姑娘如中國的無鹽小姐和歐洲的驢頭公主之類,則一照此鏡,不免格外生情。若人的頭腦直如一麵鏡子一樣,縱非哈哈鏡,鏡子的質量也有好有壞。可怕的是,人的思維係統乃是一麵充滿自信感的鏡子,即使它真的是一麵哈哈鏡,它也絕不會輕易承認自己會扭曲一切外部形象。相反,它隻管認為自己對外界的反映恰當公正良好。培根本是一位十分注重感性經驗的哲學家,他能注意到人的思維也會產生誤區,並希望人們從這誤區——幻象中解放出來,確實有很不一般的認識論價值。現代中國人常常喜歡說,跟著感覺走,殊不知這感覺也有醉態朦朧的時候,走路過河可要小心。

“洞穴假象”。何為洞穴假象?培根說:“洞穴假象是各個力則正如一麵凹凸鏡,它接受光線既不規則,於是就因在反映事人的假象。因為每一個人(除普通人性所共有的錯誤外)都各有自己的洞穴,使自然之光屈折和變色。這個洞穴的形成,或是由於這人自己固有的獨特的本性;或是由於他所受的教育和與別人的交往;或是由於他閱讀一些書籍而對其權威性發生崇敬和讚美;又或者是由於各種感印,這些感印又是依人心之不同(如有的人是‘心懷成見,和‘胸有成竹’,有的人則是‘漠然無所動於中,)而作用各異的;以及類此等等。這樣,人的元精(照各個不同的人所重複而得的樣子)實際上是一種易變多擾的東西,又似為機運所統治著。因此赫拉克利特曾經說得好,人們之追求科學總是求諸他們的小天地,而不是求諸公共的大天地。”

培根提到了“元精”。元精一詞的確切含義頗難把握。這大約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縱然經過解剖依然看不見摸不著的遺傳性物質。用這樣的詞討論假象問題,似有不妥。但在當時怕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要緊的是培根的本意是清楚的。洞穴假象和族類假象相似,但有區別。族類假象講的是作為一般人都可能存在的虛幻,或者有些共性傾向的意思在內:而洞穴假象則更強調各個不同個體的個性假象的現象與原因。或者也可以這樣講,族類假象講的是鏡子如何造成誤區,洞穴假象則在一定意義上說明了如何造成了這些不平的鏡子。

洞穴假象的本意是指人們因為主觀或客觀原因造成的個人認識世界的局限性。這是因人而異的。有的人讀書讀得太多太死,讀來讀去,讀成書呆書癡,變成兩腳書櫥,於是書本成了防礙他形成正確認識的洞穴——鑽進洞中,不見天日。或者因為心有成見,一提懶字便想起豬八戒,一提智者又想起諸葛亮,殊不知豬八戒也曾靠一張長嘴立過大功,諸葛亮也曾因錯用馬謖,失過街亭。然而,洞穴難免。人生在世,可以說人人皆有掙不脫的洞穴,因為每個人均為生活環境、學習環境、經驗環境、工作環境所限,我們沒有能力甚至沒有可能了解天下一切事情。洞穴是我所依,洞穴誤我所知,正如沒有定勢難於思維,死守定勢又生其誤,包括提出洞穴假象的培根先生,也是如此。否則的話,他也不會因為做無謂的試驗而一命嗚呼了。

“市場假象”。何為市場假象?培根說:“另有一類假象是由人們相互間的交接和聯係所形成,我稱之為市場的假象,取人們在市場中有往來交接之意。人們是靠談話來聯係的,而所利用的文字則是依照一般俗人的了解。因此,選用文字之失當害意就驚人地障礙著理解力。有學問的人們在某些事物中所慣用以防護自己的定義或注解也絲毫不能把事情糾正。而文字仍公然強製和統豁著理解力,弄得一切混亂,並把人們岔引到無數空洞的爭論和無謂的幻想上去。”

將培根的這段話概括為通俗語言,就是人在交流中,無論使用口頭語言還是書麵語言,因為所使用的信息——語言或文字的不準確而將人引入認識的歧途。

這個且不談它。隻說對語言誤區給以特別重視,將語言誤區列為4大幻象之一,本身就很有意義。

語言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的信息符號,它與人類文明同在。‘但它一經產生便成為獨立於人類的信息係統。換句話說,人類創造了語言,卻不能隨心所欲地使用語言,語言有它自己的規範、規則和規律。這就等於說,人類發明了語言又要聽從語言的驅使。人類有規律,語言也有規律。一方麵,人類隻能按照語言規律去開發和豐富語言,語言也必須遵循自己固有的規則去完善自己。另一方麵,人類離開語言便失去文明,而語言離開人類便失去主體。——沒有主體,便不能存在,不能存在,遑論發展?

語言是最基本的信息存在方式。信息變,語言也變。信息的內容變,存在方式也變。不但量在增多,而且規則、規範乃至存在方式都在發生變化。現在的數理邏輯、電腦語言都是語言信息的新的存在方式。語言雖變,不能妄變。不妄變才形成有跡可循的演變曆史,於是它又成為人類了解曆史文明的一把鑰匙。

語言既變,便會不斷尋找新的規則和新的存在方式。研究語言的未發前景,也就等於從一個側麵預測人類的未來文明。

語言本質上屬於信息形式,但信息必有限定,有限定才有規則。有規則才能應用——保證所傳遞信息的可能和準確。然而限定又會成為一種束縛,唯有打破舊的束縛,才有新的信息形式的出現,如此等等。語言的學問,實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明白的。培根的傑出之處,在於他能獨具慧眼,看到語言對思維的特別意義,雖然他所強調的隻是消極意義。

即使我們把語言隻理解為一個靜態係統,它的作用也不容小覷。比如戰爭,能將雙方密碼破譯的一方,縱然不能保證最後的勝利,至少可以保證階段性勝利。反之,密碼不密,或者讀錯了甚至讀不懂己方的密碼,豈非等於將自己的生命拱手交給敵人。

然而,語言的準確又談何容易,新的用語更是層出不窮。新用語難免不倫不類,甚至麵目可憎,使得多少語言大家麵對這不倫不類的用語,感到頭痛不已。但是,頭痛盡管頭痛,頭痛已畢還是得靜下心來了解這些新用語的確切含義——因為隻要人們接受了它,或者使用了它,或者使用過它,你就非給它一個確切定義不可。如這幾年引起一些專家不滿的“大腕”、“侃爺”、“火鍋城”、“東方廣場”之類,你雖不滿卻又奈何?即使培根先生在世,也隻能指為幻象而已。幻象確實存在,更何況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假貨正多。縱然你有很強很強的市場意識、質量意識、消費意識,假象氣象萬千,讓你防不勝防。

語言是人類專利,因語言而入誤區是這專利的負值。

“劇場假象”。何為劇場假象?培根說:“還有一類假象是從哲學的各種各樣的教條以及一些錯誤的論證法則移植到人們心中的。我稱這些為劇場的假象;因為在我看來,一切公認的學說體係隻不過是許多舞台戲劇,表現著人們自己依照虛構的布景的樣式而創造出來的一些世界。我所說的還不僅限於現在時興的一些體係,亦不限於古代的各種哲學和宗派;有見於許多大不相同的錯誤卻往往出於大部分相同的原因,我看以後還會有更多的同類的劇本編製出來並以同樣人工造作的方式排演出來。我所指的又還不限於那些完整的體係,科學當中許多由於傳統、輕信和疏忽而被公認的原則和原理也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