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哥特弗裏德 威廉 萊布尼茨
1，萊布尼茨其人其事
英國哲學史家羅斯先生說：“大學近代哲學史的課程，傳統上是圍繞著這樣7個偉大的哲學家的先哲祠而構成的。他們是：三個‘大陸理性主義者’，笛卡爾、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三個c英國經驗主義者’，洛克、貝克萊和休謨；再加上康德。”①這7人中的後麵4位，我們隻好請讀者到下一卷書中去尋找了。本書所寫的12位西方近代思想人物中，萊布尼茨是最後一位，也是最賦天才的一代思想偉人。
如果僅從年齡上看，洛克其實還要比他年長14歲。而且去世也比他早。但是按照一般哲學史的劃分，總是將他列入17世紀哲學而將洛克寫入啟蒙主義時代，即使並不以世紀劃分哲學分期的羅素，也是先萊布尼茨後洛克，並在二人之間加上一章“哲學的自由主義”，其中緣由，頗不簡單，論其原因，還在當事人的哲學內在特質上。這個，稍後我們還將提到。但就萊布尼茨的學術成就而言，17世紀的西方哲學史以他來結束，也就夠了。17世紀哲學開始於培根，且以知識哲學實驗哲學作為先導揭開曆史的大幕，中經笛卡爾、霍布斯、斯賓諾莎，可說一座大山連接一座大山，高山之下無巨樹。然而，萊布尼茨也不是巨樹，他是一位更賦天才和學力的大智慧者，以他的哲學作為17世紀的壓卷之作，不僅是德國人的光榮，也是17世紀的光榮。
萊布尼茨一生多與巨人交流。但單以17世紀的思想人物而論，還是與斯賓諾莎關係更多些。一是因為他們二人確有直接接觸，二是因為萊布尼茨確實從斯賓諾莎哲學中借鑒來許多思想。
然而，這兩個人又是多麼不同的兩個類型。
斯賓諾莎有才亦有德，其才足稱巨擘，其德足稱楷模。兩相比較，人品猶在學識之上。以才論人，萊布尼茨不讓先賢，或有過之。而以德論，萊布尼茨不但無法與斯氏相提並論，甚至比不過千千萬萬平凡者流。萊布尼茨的道德水準，充其量，可以和培根先生一論高下。培根既當法官，又收賄賂，而且真誠地認為，受賄不影響判案的公正性。萊布尼茨則既向斯賓諾莎求知，而且無論如何非要親眼看一看斯氏尚未出版的《倫理學》手稿不可，並且確實從中吸收到許多教益。但他不僅終生不提此事，連去拜訪過斯賓諾莎，也是輕描淡寫。當斯賓諾莎遭舊勢力圍攻，處境困難之時，他還要助紂為虐，全不顧自己和斯氏的真實關係，混水摸魚，也從背後踢了一腳。
處在他們的時代，哲學家無法與政治疏遠。斯賓諾莎雖不以政治學說見長，但他卻很有遠見。他是主張民主體製的先驅性人物，雖意見有些粗疏，但其主旨無疑是正確的。萊布尼茨則是自文藝複興以來，最缺少政治革新精神的思想家。他有政治才幹，卻沒有革新意識。他甘願充當德國王室的臣仆，也不願去構建自己的政治哲學和抱負——他其實也沒有多大的抱負。他既不想如托馬斯 莫爾或者康帕內拉那樣為未來的社會理想大聲疾呼，又不想如霍布斯和斯賓諾莎那樣對政治學有濃厚興趣，也不想如布魯諾、伽裏略那樣一生執著追求，雖忠於聖訓更忠於真理。在社會理想方麵，笛卡爾已經近乎庸人，他則表現得尤其平庸。他一生喜好虛榮，又對金錢充滿深情。為著得到一份豐厚的報酬而不惜擱置最好的研究課題；而為著討好權勢者主要是政界要人和宗教勢力者的歡心，又不惜東奔西走，效犬馬之勞。唯有在政治大策略方麵，他才顯示出萊布尼茨式的智者本色。
然而，他是真有天才，而且真有大貢獻。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全才，且絕不是那種什麼都知道一些，什麼也知之不多的半瓶醋。他是既博大又精深，因博大而精深，又因精深而更博大。他計劃完成的項目，按他的傳記作家估計，非有1000年的生命才能勉強完成，而且如果他真有那悠長的生命，他一定還要把他的計劃擴大100倍，而且輕鬆愉快地成為十幾個專業領域的一流乃至超一流專家。而一些大學教授或所謂的專家學者，在他麵前，不過是一些平平庸庸的無聊之輩。或者可以這樣評價他與斯賓諾莎：斯公德山有範，萊氏智海無涯。
萊布尼茨的才能幾乎麵麵俱到。他的才能類型，即所謂球型結構式，無論我們從哪一個層次或哪一種視角觀察，他都是一位智慧非凡而且成就非凡的人物。他不是“信而好古”，也不是“述而不作”。文科理科的區分不須講了，因為他不但是一位大哲學家、大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對人類曆史作出巨大貢獻的大數學家，還是一位著名的法學家，對醫學、比較語言學、圖書分類學也都富有貢獻。他不僅對理論研究饒有興致且富於創見，而且在專業技術的鑽研製作方麵也顯示出超人的才華。他又是一位科學組織大家，不但能一馬當先，而且能統率全軍。他是柏林科學院的首創者，也是該院第一任院長，令人驚異不止的是，他同時還是一位富於行政與外交才能的高級政務人才，他的戰略思想，也比庸庸碌碌的官蟲衙蠹強上百倍。他是十八般武器樣樣精通，而且還不滿足現狀，還要創造新套路，製造新器械，還要綜合利用，推陳出新。他是哲學、政治、法律、曆史、文學、邏輯、數學、物理、行政、外交等幾乎一切方麵的專家，而且遠遠超過一般人所理解的專家水準。
他對人類科學事業的最大貢獻，自然在數學方麵。他和牛頓是微積分的獨立發明人。奇異的是，在他26歲之前，他“對他那個時代的數學還一無所知”。但僅僅5年之後，1677年7月11日，他就公布了自己對微積分的發現，而且後來還為此與牛頓展開一場關於微積分發明權的大爭鬥。曆史證明，這個偉大的發明，應該公公道道地分屬於他們二位。雖然論在當時的影響，他遠遠比不上牛頓，但論他對後來微積分的發展所起的作用，牛頓又不如他了。偉人可以創造偉業，偉業也會造成曆史，而新的曆史則需要新的契機與方式，就如同耗散結構理論所表現的那樣，它往往會在周邊區域或結合部上找到自己的生長點。因為牛頓與萊布尼茨雖然做的是同一頊發明，但使用的表現方式卻很是不同。牛頓的方法，用專業術語講，是“流數的方法”，他的具體運作方式是幾何學的，他所使用的術語又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經院哲學的用語上去。萊布尼茨的方法卻是代數學的。他使用的語言新鮮而且專業化。“他把這些術語編為諸如微分、積分、坐標以及函數等等。而且他的符號是清楚且講究的。這種符號我們至今還在使用。它是基於用d表示差分（如在微分的符號dx/dv中），用現代的長s(S)來表示‘和，或積分。”
當然，不管用什麼方式，隻要達到科學的結果，在數學上都是正確的。然而在數學上的正確，並不等於在數學史上的正確。隻是因為牛頓時代的英國人太有榮譽感了，他們為著保衛牛頓的獨立發明權而大發“牛脾氣”，竟然連萊布尼茨的科學方法也一同排斥，其結果，倒黴的還是英國人自己。“當18世紀的大陸數學家們在微積分的理論上取得迅速進展，並且把它運用於牛頓物理學時，英國人卻由於對牛頓那種很不適用的流數方法的忠誠而止步不前，而且在一片死氣沉沉中停滯了一個多世紀。”
不但如此，萊布尼茨對於“無窮小計算”的哲學家式的思考，至今仍有理論價值。
萊布尼茨又是二進製的主要發明人之一。二進製或許古已有之，至少在他之前，已有人提出過類似的設想。盡管如此，卻沒有人否定他是二進位製的主要發明人。他不但發現了二進位製，而且慧眼獨開，認為這種方式在中國古已有之。他斷定中國人肯定也知道它。在他看來，《易經》中分明已包含二進位的思想在內。《易經》中是否有這樣的數學意識，難於確證，但萊布尼茨的這種作法卻令我們許多國粹崇拜者好不興奮。其實，即使伏羲或文王或周公畫八卦時真有這樣的設想，作為炎黃子孫竟然沒能使之變成新的創造也不值得高興和得意。
萊布尼茨對二進位製確有非常具體和係統的表述，而且他還是人類早期計算機的發明者之一。他的計算機，不但可作加、減、乘、除四種運算，還有作開方運算的能力，這在當時，已大大超過他的計算機前輩。隻是他沒能將二進位製的想法與計算機的運算真正結合為一體，這實在也怨不得這位全才，畢竟那個時代的科技能力有限，還無法滿足二進位製對機器的需求，而二進位製卻非在機器運算中才能真正發揮優勢。這證明，萊布尼茨不論在計算機的發明方麵，還是在運算方式的發現方麵，都頗有些曆史性超前之處。
萊布尼茨的另一巨大貢獻，是他關於“普遍符號語言”的設想與嚐試。他的“普遍符號語言”，不但應用於微積分，而且應用於邏輯學。因此他又是現代數理邏輯的偉大前驅者。
同時應該說明的是，他對傳統邏輯學也是十分重視的。而這在西方近代哲學家中十分罕見。大約自文藝複興運動以來，凡新興的思想家、哲學家對傳統邏輯學不是持輕蔑態度，就是持否定態度。激進一點的如培根，對亞裏士多德代表的邏輯學全麵否定，另起爐灶，亞氏有《工具論》，他就寫《新工具》，敢與前賢“叫板”，必欲反其道而行之則後快。平和一點的如笛卡爾，對傳統邏輯學同樣厭煩，所以他的哲學術語，凡能與舊式邏輯學避開的，都要另選新詞。這些大哲學家中，唯有萊布尼茨是個例外，他非但對傳統邏輯學不輕視不排斥，而且十分喜歡，認真研究，並且能從中發現新的價值。他說‘：“三段論形式的發明是人類心靈最美好、甚至也是最值得重視的東西之一。這是一種普遍的數學，它的重要性還沒有被充分認識。”看起來，對人類曆史上的文明與科學，簡單地否定不是正確的方法，即使這種否定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內確確實實出於必要，而從曆史的宏觀發展考慮，沒有全麵的繼承，必定影響後來者的充分發展。
萊布尼茨重視傳統邏輯學，使他成為西方近代史上獨具特色與貢獻的一大家。他重視傳統，並非沒有創造。他的最重要的創造是他的充足理由律。這一點，稍後再講。而他更為後人所稱道的，則是他對數理邏輯的創造性設想。對此，羅素評論說：“萊布尼茨堅信邏輯不僅在它本門範圍內重要，當作形而上學的基礎也是重要的。他對數理邏輯有研究，研究成績他當初假使發表了，會重要之至；那麼，他就會成為數理邏輯的始祖，而這門科學也就比實際上提早一個半世紀問世。”
在物理學方麵，萊布尼茨也是一位重量級人物，他與牛頓的激烈爭論，不僅有關微積分的發明權而已。他在他的<新物理學假說》和《力學範本》中，都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思想。例如他關於運動必定產生於力，而不是力產生於運動的分析；他關於假說的作用的認識，都有其獨到的科學價值與理論價值。特別是他澄清了力學中的某些關鍵性概念，更使他在物理學家的桂冠下有名至實歸之感。
此外，作為一位多才多藝的專家，他對科學技術的關注範圍幾乎到了無邊無際的程度。他的傳記作者說，“萊布尼茨從未放棄任何機會去鼓吹別的心愛的計劃”，有一時，他認為“通過引進絲織品的生產，德國的經濟就有可能振興。他親自在院子裏進行實驗，用的是從意大利進口的樹種長成的桑樹”。“他還為柏林提出一些別的建議，比如建立一個公共衛生係統，一個火警服務係統，一個地麵排水計劃，以及蒸汽噴泉；他還被邀請指導一個新的宮殿和花園的設計；他提出在維也納修建路燈，修建一個國家銀行及一個瘟疫患者的隔離病房等等。”
如此之多之雜之亂之專的內容不要說去做，就是去想——在一般隻有專業知識的人——也非把腦袋弄脹不可。而萊布尼茨先生不僅想了，而且製定了計劃，對有些內容還親自實驗。萊布尼茨涉獵的科技領域如此之多，精通的程度又如此之深，難怪當時他的德國同胞要說他“本人就是一所科學院”了。
萊布尼茨對科學事業的貢獻，不僅在於他能夠身先士卒，自己先做將起來，而且做得比別人更好些——他實在是在不止一個專業領域處於頂尖人物的地位。同時，他還是一位出色的科學事業的領導者和管理者。他作圖書館館長，就是一位稱職的館長，而且很快成為目錄學專家；他作科學院院長，又是一位出色的院長，把他任職的科學院辦成全歐洲亦即全世界最有影響的科研場所。他從1695年起，就為在柏林建立這樣一所科學院而四處遊說，鍥而不舍直到1700年他才得到權勢者的有力支持。
17世紀乃是西方科學社團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或者說是第一個黃金時期。在這個時期，很有幾家著名的社團對人類科技發展產生過巨大作用，這其中包括1657年在佛羅倫薩建立的西芒托學院，1645年開始每周活動的英國皇家學會，1666年成立的法蘭西科學院。那麼，第四個就是萊布尼茨創立的柏林科學院了，而且它被科學史家認為是“唯一能與皇家學會或法蘭西科學院並駕齊驅的德國科學社團”。
萊布尼茨不僅要辦一個科學院，而且要把柏林科學院辦成真正富於創造與科研實力的科研單位。“他強調指出，適當講授數學、物理學、生物學、地理學和曆史學等學科具有重要意義。他亟望應當用德文取代拉丁文作為教育的媒介語。如果采取了這一步驟，那麼知識就會傳遍全國，語言與陳腐思想的結合也就會在德國被衝破，像它們已在英國和法國被培根和笛卡爾的國語著作的影響所衝破一樣。”他認為“這個社團應由人數有限的學者組成，他們的職責是記載實驗，同其他學者和外國科學社團通信和合作，建立一個大型圖書館，就有關商業和技術的問題提供谘詢。這個社團應有權在德國隻批準出版那些達到他們標準的書籍。”
這些計劃和設想多麼富於時代感與國際感，作為一位中國學人，至今讀之，猶生感慨。
可惜，他的柏林科學院最終未能如他所願，但他辦科學院的熱情卻越來越高。他一心要使科學社團在全世界範圍內發展起來，他先後向波蘭、俄羅斯、奧地利和中國提出建立科學院的建議，而且不管這些國家的當權者們態度如何，他總是滿懷熱忱，為之奔忙不已。
尤其令人驚訝的是，這位大哲學家、大科學家還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戰略家與外交家，而且他對於他承擔的這兩個角色同樣十分投入。他生活的時代，德國內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而它的西鄰法國在路易十四的統治下，卻是國勢強盛，對中歐國家威脅日重。於是他或者還有一些別的什麼人，共同提出一個叫做“力量均衡”的戰略。這個戰略的直接目的是說動路易十四去攻打北非，從而減輕中歐國家的壓力，它的深層含義，則另有它說。萊布尼茨既有此論，出使法國的使命也就落在他的頭上。“力量均衡”在他們提出它的時候，或許隻是一種謀略，而看此後300多年世界曆史的風雲變幻，“力量均衡”卻成為一種對人類政治曆史進程具有重大發展意義的戰略，這是不能不令那些職業外交家和政治家們所感歎的。雖然當時的路易十四沒有接受他們的具體方案，但當拿破侖重新發現這個方案時，這位大軍事家依然懊惱不已——這個宏偉的夢想竟然出現在他的行動之前。
如此等等，難怪萊布尼茨的研究者要發出這樣的感慨：“可以說萊布尼茨不止活了一生，而是活了好幾世。他作為一個外交官、曆史學家、哲學家和數學家，在每一個領域都完成了足夠一個普通人幹一輩子的事情。”
那麼，何以至此？且先看看萊布尼茨的簡要生平。
萊布尼茨1646年7月1日出生於德國的萊比錫。他父親是萊比錫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他母親是一位虔誠的教徒。他幼年不幸，當他6歲時他父親就去世了。他雖生在大學教授之家，早期教育卻沒有得到父親的直接幫助。好在他父親藏書極多，而他又生性早慧，這些藏書便成為他的啟蒙之友。他成年後，也曾稱自己為“自學者”。以他的博學而言，確實如此；以他的早期教育而言，也大致不差。他18時，他母親也去世了。但那時候，他已經顯露出過人的才華。
萊布尼茨8歲入學，12歲時已完全掌握拉丁文，後來又靠自己的努力掌握了希臘文。他14時便進入萊比錫大學，學習法律。但他興趣廣泛，精力過人，所學知識，豈止法律而已。況他一入學便可以跟上標準的二年級課程。所學內容包括哲學、修辭學、數學和希伯來文種種。他本人對當世大哲如培根、康帕內拉、開普勒、伽裏略的作品都極有興趣，而且從中得到很多啟發。他不但對這些新學多有心得，而且對學校中教授的傳統學科如經院哲學和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同樣興致極高，加上他思想十分早熟，小小年紀，便有大誌。他年僅15，就提出對傳統邏輯學進行改革，而且在他的改革思路中，也顯露出他後來有關普通符號語言或普通教學的萌芽。
萊布尼茨確實是個神童。他12歲掌握拉丁文，14歲入大學，17歲便通過論文答辯。20歲便達到申請博士學位的學術標準，隻是因為萊比錫大學主管學位的教授老爺們，對他的成就十分嫉妒，才以他本人過於年輕為由拒絕將博士學位授予他，因為年輕就不給學位，不免有強辭奪理之嫌。但是萊比錫大學不願做的事，紐倫堡的阿爾特多夫大學卻絕對願意做。他們不但同意立刻授予他博士學銜，而且聘請他擔任該大學的教授。而這一次’，輪到萊布尼茨拒絕了。他不接受教授職位，並非他遷怒於阿爾特多夫大學，而是他已經認識到，以他的學識和追求，大學的天地對他來說是太過於狹窄又太不自由了。他雖然沒有直接宣布這些原因，但他後來的所作所為，證明他並非不熱愛學校而是不喜歡對他的學問有所限製的學院式生活。
1666年他離開萊比錫，中間曾在紐倫堡大學宣講他的論文。但作為一名專職的法律學者或律師實在非他所願。而彼時彼地，怕也沒有辦法找到更好的位置，但很快他就被介紹給美因茨大主教。這位主教也是德國的一位選帝侯。他對德國的四分五裂狀態十分憂慮，他希望經過30年（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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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的戰爭後德國能調整內部矛盾，同時也希望國外強權勢力主要是法國路易十四的勢力不要東來。而大智早成的萊布尼茨幾乎是接觸到什麼就能愛上什麼，而一旦愛上什麼就能提出點什麼與眾不同的見解來。主教既有此憂，他便以自己的才智和他的同事一起提出著名的“力量均衡”計劃。這個計劃簡而言之，就是勸說法國攻打埃及，於是，他被派往法國。
萊布尼茨於1672年他24歲時到了法國，在法國一住就是4年，這4年真是他一生中的黃金段落。沒有這段經曆，大約德國依然會得到一位博學者，而世界也許就會失去一位哲學家。當時的巴黎，其實就是歐洲大陸的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上文明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萊布尼茨到了巴黎，對他的計劃，法國人毫不在意；但他歪打正著，外交收獲極小極小，學術收獲卻是極大極大。正是在巴黎，他結識了許多著名的學人。這些學人中，有哲學家馬勒伯朗士，哲學神學家阿爾諾，還有大數學家惠更斯。馬勒伯朗士是笛卡爾哲學的繼承者，阿爾諾的思想中既有笛卡爾式的智慧也有許多神學知識。他們的思想主要是笛卡爾的思想對萊布尼茨產生重大影響。而且，憑萊布尼茨的智慧和才華，從一開始，他就在努力尋找一種不但超越他們而且超越他們前人的思想方法——盡管這種尋找或許並非處在完全自覺的狀態之下。據說，他最為重視的“單子說”思想即萌發於這個階段。因為要調整德國內部各宗教教派之間矛盾，就應該找到一種可以為不同教義所認同的思維方式，於是他以一個卓爾不群的青年哲學家的智慧，想到了單子論——盡管他的這種方式，在傳統的宗教人士看來，也比笛卡爾的方法好不到那兒去。
萊布尼茨在巴黎的最大收獲，是他結識了惠更斯，而惠更斯也很快發現這位德國青年確實是一位數學天才。萊布尼茨請求惠更斯為他上數學課，惠更斯很痛快地答應了。通過後者的幫助、指點，萊布尼茨真切地看到了自己在數學方麵的才能。而他一旦用起心來，他便很快證明自己是一個在數學能力上更強於他的先生的學生。實際上，以他的知識類型，他是不可能也決不會甘心成為任何一名惠更斯式的學者的——他要有自己的創造。他在認識惠更斯之前，已經造出他那有名的計算機。而在認識惠更斯之後，不過幾年時間，他又將自己的“普通符號”思想梳理得更具體也更係統了。1679年8月，他寫信給他的先生說：他發現一種“完全不同於代數的新符號語言，它對於精確而自然地在腦子裏再現（不用圖形）依賴於想象的一切有很大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