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明代哲學思想及其代表人物
1，過程與評價
明代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非常緊要的時期。明自1368年建國，至1644年被清軍滅亡，中間276年，是一個曆時很長的封建王朝。
明朝自建國至滅亡，正值西方文藝複興時代。明代之前，東、西文化，至少在主要代表性國家的表現，可說各有千秋，旗鼓相當。但中國有漢之強，唐之威，宋之富，其經濟實力和國勢國威，比之西方諸國更有過之。元代時，馬可 波羅來中國，把所見所聞，寫成遊記在西方出版，引起多少西方人的驚奇、驚疑和驚歎。但是到15、16世紀，情況發生變化。當代中國學者十分重視這個時期中國與西方的發展變異。因為15、16世紀可以說是西方走向強盛的奠基時期，同時也是中國封建社會走向滅亡的衰退之期。雖然英國人的大炮要到19世紀中葉才在廣州海門上打響，但早在3個世紀之前，雙方的發展態勢，已見曆史興衰之意。應該說，沒有16世紀的分野，便沒有19世紀的輸贏。中國人墮落為東亞病夫的病根，雖然可以追溯久遠，但其發觴生濫之時，卻在明代中期。
然而，明代並非不曾強大，並非沒有變化，並非止步不前，並非一片黑暗，不見半點光明。隻是變與變確有不同。明代盛時，其實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否則怎能有鄭和下西洋這樣的壯舉？實在明代也是中國曆史發展的一個轉折點，這個轉折點的一大特色，是在明代出現許多前代所少見甚至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社會文化現象。而且拿這些現象和西方文藝複興時代比，至少在表麵上確有種種相似之處。
就生產水平而言，16世紀時，中國與歐洲主要是西歐的發展水平十分相近，無論在紡織、冶煉還是其他方麵，都長短互見，各有千秋。
從商業水平而言，西方近代商業始於14、15世紀，而明代商業同樣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客觀地講，明代商業是自中國先秦以來，最為繁榮興盛的時代，唯有宋代商業可以與之一論，其餘炎漢、盛唐皆非其匹。如果不以其發展本質而僅以其市場規模而論，明代同樣不輸於西方。
表現在文化方麵，西方文藝複興運動高舉人文旗幟，打著複興招牌，開始了一個偉大的曆史時代。明代文化自不能和文藝複興相提並論，但以其市俗和商業品位而言，明代文化尤其明代文學同樣出現新的曆史轉變。西方有宗教改革，中國有泰州異端；西方有偉大的藝術創造，中國有《牡丹亭>和強調個性的畫家集團；西方有傑出的《十日談》，中國有偉大的《金瓶梅》。
但是，畢竟雙方的文化傳統不同，社會基礎不同，國家管理體製不同。
中國古代屬於儒學國家，從來沒有什麼政、教合一的社會現象，所以中國的封建文化，可以說在人類曆史的這個段落中，是最為成功的文化。然而，其曆史既久，其轉向亦難。
中國又是一個有著特殊社會結構的重農國家，以農立國，由來久矣。明代雖有發達的商業，但商與農比，依然處於不利的地位。西方近代商業如春風吹綠江南岸，擋也擋不住的；明代的商業，卻似一支紅杏出牆來，看著固然美麗，爭奈基礎不行。
西方的社會體製，正在經曆一場政、教分開的曆史大變化，明代卻依然是在維持和強化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雙方的差異在於：明代體製已成強弩之末，西方新體製卻在初建之期。
可以這樣講，15、16世紀的中國，是外變內也變，民變官也變，俗變雅也變，你變我也變。
所謂外變內也變，即外部世界在變化，中國內部也在變化，而且變變相通，至晚在16世紀，就已經有傳教士把許多西方文化帶入中國。這其中最有影響的人當屬意大利人利瑪竇。
利瑪竇生於1552年，大約與布魯諾、康帕內拉、蒙田同時。他於1582年8月7日抵達澳門，從此開始了他影響彌遠的中國之行。利瑪竇之後，還頗有幾位著名的傳教士到中國來傳教，如利瑪竇的同鄉艾儒略，西班牙人龐迪我，法國人金莊閣和德國人湯若望等。這說明傳教士來華，不是一人一地之事，這是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向東方作曆史傳播的一個環節。這些傳教士來華布道，一在神學，二在科學，論其實際作用，則科學更勝於神學，中國本非宗教國家，接受基督教尤其不易，況基督文化並非資本主義文明的本質特點。科學則不同，西方近代科學，一入中國，便生麵目一新之感。他們帶給中國人的有完全西方式的幾何學、天文學種種。中國最早的《幾何原本》即由他們帶來。而中國最早一批與西方文化有所接觸有所心得又起到傳播和本土化作用的中國學人也出於此時，其中最傑出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明代西學先驅徐光啟。據《明史 徐光啟傳》介紹說，徐光啟“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曆算、火器，盡其術，遂遍習兵機、屯田、鹽策、水利諸書。”徐光啟死後，時人讚慕他說：
“治曆明農百世師，經天緯地；
出將入相一個臣，奮武撰文。”
但這對聯有些誇大。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傳入歐洲，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西方科技進入中國，卻啟迪不多，變化不大。所謂“經天緯地，奮武撰文”，不過“一個臣”而已。西方近代科學遠遠高於明代的科技水平，雖然中國古代數學等自然科學也稱發達，但那方式不合近代科學的需要。現在新學進入中國，勺水微瀾，變化無多，其原因，自不在徐光啟等人身上。實在彼時的中國的社會還缺少這樣的文化基礎。但畢竟有西學進入，總是一件好事，它在中國儒學傳統的文化大網上戳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窟窿。明代思想的演變，或多或少，與此相關。
所謂民變官也變，是指明代官、民成份和思想發生顯著變化。雖然依然以農立國，但工、商業確有發展，消費市場達到新的水平。富商大賈，幾乎隨處可見；官、商參差，成為新的特點。唯其如此，才有了如《金瓶梅》中西門慶一類的豪商劣紳，西門慶可說是一個新的社會文化典型。他身上既有舊的封建文化氣，又有新的市商氣，還有官僚惡棍氣。在一片汙濁之中，也有新的世風混雜其間。西方近代文明，開始肯定和張揚個人價值，而這種肯定和張揚，常常首先表現在享樂與縱欲方麵。過去總是講道德，講信仰，講懺悔，講忠、孝、節、義，講得天昏地黑，日月無光。此番發生變化，讓這一切都滾一邊去。這樣的認識，在西方近代史上的思想家中，固然並不少見，在《十日談》之類的文學名作中，更是在所多有。昔日不能說的，今日偏說；昔日不能講的，今日偏講；昔日不能思的，今日偏思；昔日不能唱的，今日偏唱。有明一代，此類文化現象甚多，如《三言》、《二拍》，如《桂枝兒》、《夾枝桃》；如極具個性的戲劇與小品文；如《西遊記》、《水滸傳》；如久享大名的《金瓶梅》，至於西門慶之輩，連因果報應也全然不在話下，自稱講什麼善惡報應，任你皇天後土、佛陀鬼怪，也擋不住他潑天富貴。西門慶之流自與哲學不沾邊，但他的思想也反映了當時市民心態的某種變化。
所謂俗變雅也變，即不但市民階層在變，而且士人文化也在變。徐光啟代表的是一種文化；徐霞客代表的是另一種文化；戚繼光代表的還是一種文化。更重要的，則是亂自中來，以理學為代表的正統文化終於遇到大挑戰。雖然中國學術界習慣上將宋明儒學統稱為宋明理學，但心學尤其是明代心學顯然與理學有大區別。而王守仁則是這個時代文化的突出代表，他的哲學思想，代表的並非昔日的傳統，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未來的精神。
然而你變我也變，我卻沒有你變得更快更深更大。於是在漸變與突變的曆史過程中，中國與西方終於拉開了巨大的曆史距離。
明代思想文化，處在這種四處生變的大環境中，既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恃質，又反映了它的曆史轉變的洪流中不能不以變應變的時代特色。
總體說來，明代思想有過數次變化，而且，直至明朝滅亡，這些變化猶未完成。
明代初期，朱熹的理學地位終於得到確認，朱子之學一變而成為官學。理學雖發之於宋，但在宋元之時，其運不佳，以致士人入考，稱朱子之學者，就會被取消資格。元代以後，情況有所好轉，但其官學地位的確立，則在明初。明太祖立國興文，即有解縉上書，建議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隨事類別，勒成一經”。明成祖永樂十二年，始修儒學三部大全，即《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雖然並非隻收朱熹注作，但朱熹思想在其中卻占有突出地位。自此，朱學統治明代初期的官學，成為定論。
程朱理學主要是朱子學說占據統治地位，順應了朱元璋、朱棣父子建立大一統王朝的需要，對明王朝前期的強盛與繁榮確有意義。其情有類於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舉。但畢竟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武帝之舉，乘曆史興順之風，有泱泱大國之氣；明初尊理，其成效卻是來得也疾去得也速，徒令一幫舊儒生些樹老臣亡、盛事不再的感歎。明代內外的變化，實非統治者可以隨心所欲，其思想變化，也絕非程朱理學能夠局限的。於是自明中葉開始，明代思想為之一變。這種變化，簡而言之，即是從宋代理學開始向明代心學轉化。
明代心學約從陳獻章（公元1428-1500年）時開始。
陳獻章，廣東新會白沙裏人，又稱白沙先生。他的詩文，後人輯為《白沙子》。陳獻章一生為學，影響甚大。他雖明中大儒，但其主要觀點，已與程朱理學劃清界線。他主張“天地我立，萬化我生，宇宙在我”。在他看來，“君子一心．萬理盡具，事物雖多，莫非在我。”又說：“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為之也？一誠所為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則有此物，必有此誠。則誠在人何所？具於一心耳。”他的這些議論，絕非程朱理學所肯言所能言所欲言者，他以萬物為體，以我為心，從而上承陸學，告別程朱，另外舉起一麵旗幟。他的思想方法，本質上不在其理，而在其心。天下有道，亦在吾心；天下無道，亦在吾心。所以讀經不是緊要事，雖然他並不反對讀書，但他認為改求諸心才是真正的求知之路。他說：“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者苟能明，何必多讀書”。他教人習學，以靜為主，“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
陳獻章之外又有湛若水。湛若水生於1466年，卒於1560年，是陳獻章的後輩。他與王守仁交好。雖然二人的主張並不十分相同，但在對心學的發展方麵，卻各有貢獻如許。按他的觀點：“陽明與吾言心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心之說為外。”
湛若水的哲學思想，以張載的氣說為淵源；在許多地方，又與朱熹理學有相通之處。但他雖然與張載氣說有淵源，又不像張載那樣，把“氣”作為認識論的基礎；雖然與朱熹理學有相通之處，又反對朱熹理、心二元化的思維方式。在他看來，“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矣。故謂內為本心，而外天地萬事以為心者，心之為心也甚矣。”他的觀念是心體合一的。所謂天地古今，同此一心；宇宙陰陽，理氣一體。他的這些思想，對當時的思想界，確有很大影響。他是可以和王陽明爭一席之地的明朝大儒。後人評價湛、王，認為“陽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隨處體認天理，學者遂以王、湛之學各立門戶。”但也因為他的學說終於不能和朱子之學劃清界線，無論當時還是後世，他的影響都不及王陽明來的更大。他是心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人物。
明代思想的轉變至王陽明為一大高潮。王學之後，又有他的弟子們發揮爭議，拓展天地，成為明代中葉的最大顯學，尤其他弟子王艮創立的泰州學派，其影響尤為愈深愈大。但認真考慮王艮的泰州學派，又與王陽明的心學發生差異，特別是從屬於泰州學派的李贄，更是異而不黨，卓爾不群。
王艮生於1483年，卒於1541年，字汝止，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王艮家貧，世代為灶戶，即出身鹽工家庭。他從小參加勞動，大約勞作時多，讀書時少。所以李贄曾說他“心齋本一灶丁也，目不識丁。”但他卻是泰州學派的創始人，而且因為他的特殊經曆，使他的學說見解尖厲，別著鋒芒，或有些西方布魯諾式的學人風格。他雖貧苦出身而不忘國，讀書未多而不厭學。他30多歲時，去江西聽王陽明講學，見麵伊始，便有一場關於該不該議論天下大事的爭論。王陽明主張“君子思不出其位”。他則認為，“某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王陽明據此反駁他說“舜耕曆山，忻然樂而忘天下。”他不同意這批評，簡捷明快地答道：“當時有堯在”。其氣勢氛圍，頗有些唇槍舌劍的味道。以後人的眼光看，這是王艮的觀點更合民情民意。但王艮推崇陽明心學，他的言行鋒芒雖露，終不若王陽明心學氣象遠大，體例完備，他拜王陽明為師，成為王陽明弟子中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因為他對王學不但能身體力行，而且創立了明代一大學派。
泰州學派最重視“百姓日用”之說，認為“人人皆可為君子”。
所謂“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聖人與凡人沒有本質區別。泰州之學以平民文化為其特色，特色即本色，到了李贄、何心隱、羅汝芳時代，更顯示出其異端風采。而這異端風采，便是明代思想史上最富時代氣息的一種哲學精神。
與王陽明心學相抗拒亦相依托的明代思想人物，主要是羅舜初、王廷相。羅、王二人的哲學思想，皆以“氣”為先，在大範疇上，可與張載哲學歸於一脈。羅舜初（1465-1547年），字允升，號整庵，江西泰和人，大約與王陽明同時，但其思想是與王學對立的。他的哲學，以“氣”為本，不務旁雜。他說：“蓋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辟，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複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膠葛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而行也。”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號浚川，原籍山西潞州，父輩時遷居河南儀封。可謂晉、豫人也。他一生經曆，與羅舜初多有相似處。對於民間疾苦，十分同情；對改革弊政，有勇有膽；反對貪官汙吏，不畏權臣暴吏；除惡盡善，不顧身家性命。他的哲學觀點，同樣以氣為本，他認為，“氣雖無形可見，卻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搖而得，非虛寂空冥無所索取者。世儒類以氣體為無，厥睹誤矣。愚謂學者必識氣本，然後可以論造化；不然，頭腦既差，難與辯其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