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我們這些人連說真話的權利都沒有了，還談什麼民主、自由！”
“話也不能這麼說。中國的當務之急，莫過於在最短時期內成為一個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鑒於此，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也不失為上策……統一的國民意誌是必需的。若人人追求絕對之民主與自由，則國家之權必受限製，恐於大局無益……”
……
客廳裏的討論越發激烈起來，尤以錢端升和張奚若兩人為甚。說到激憤處，兩人手臂大力地揮舞，情緒激昂，簡直要怒發衝冠了。
有人“上火”，自然就有人去“敗火”。很顯然，主人梁思成與林徽因常常扮演這樣的角色。
“你看，又‘吵’上了。”林徽因與梁思成對視一眼，故作輕快地調侃道，“他們這是拿出了做學問的狠勁來論道呢！”
“不‘狠’，可就不是他錢端升了！”
客廳裏的眾人哈哈大笑。
錢端升也笑了，臉上又露出了他慣常有的謙和與寬厚。其實，如果不是涉及政局時事，他也隻是個儒雅的學者與教授，一點兒也看不出來抨擊時勢時的“殺氣”。他，他們，總忘不了指點江山的“本能”。尤其是在國難時艱的時候，更放不下“論道”的使命。
可“論道”這兩個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極難。從古至今，書生論道的下場有幾個是好的？他們固然存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天真理想，並且矢誌踐行，雖頭破血流亦不言悔，奈何總被無情地拋棄，實在是讓人可歎、可敬。我們心疼於這樣的悲哀，卻又感動於這樣的執拗。所謂希望與未來，不常由此發端嗎？
“老錢，此去艱險，你要善自珍重。”那一日，走出梁家客廳的時候，林徽因諄諄囑咐。她了解她的朋友，所以她從來不勸他遠離危險，因為她知道他無法遠離。
那一年，錢端升已經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並以其人品學問得到國民黨的器重與賞識。與同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從國外學成歸來的錢端升，兀自懷揣著富國強民、獨立自主的理想，希望能借由加入一個組織來做更多、更有用的實事。
與羅隆基不同，自國外留學歸來、接受過西式教育的錢端升並不“推崇”民主與自由。相反，他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的國家更需要一個有“中心勢力”及強有力的政府。隻要於人民有益、於國家的將來有益，他並不反對任何人作為一個黨派的領導者來推動國家的進步與發展。
這就是他的天真與熱血之處。他愛著祖國那光明的將來，隻要能達到這個目的，他願意全情以赴、全力以赴。
可是，他錯了。至少，事實不像他想的那般模樣。
接任《益世報》的主筆後，錢端升依舊不改其犀利本色。在他在任的短短八個月之內，就發表了一百七十篇評論，多為主張抗日、反對投降的文章。其文句句針砭時弊，直中要害，讓人直呼痛快。
然而，這似乎並不是一個大展身手的開始，尤其是其言其行違背了當局的意願時。錢端升的鐵筆直言，顯然觸犯了某些人的底線。於是，隨著一篇名為《論華北大勢——兼送黃委員長南行》社論的發表，錢端升再次走上了與羅隆基類似的老路。
那麼，這位“黃委員長”是何許人也？“黃委員長南行”又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以至於讓本來極受器重的錢端升也被打入了冷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