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他是誌士，他一生為民請命，永遠都維持著一種遠離人間煙火的尖刻，犀利直率，不含糊、不畏懼，確實也能當得；若說他是個學者，博學之名，天下共知，三點之教，就可澤及終身，門生故舊亦皆是人傑，的確不算辱沒。他一生遊走於誌者與學者的身份之間，所謀求者，不過是一個他期望中的未來。
然而，走進這個客廳，他就成了其他客人心目中最『老』的朋友。他『四方』得讓人頭疼，卻又可愛得讓人喜歡。
當『公知』遇到『軍匪』
“屋子裏有些冷了。張媽，再添些炭火來。”
張奚若還沒進門，就聽到了林徽因活力十足的聲音。透過窗子看進去，這個永遠都溫馨明亮的客廳裏已經坐滿了人。朋友們如同往常一樣圍在林徽因身邊聽她說話，間或夾雜著其他人很小的咳嗽聲、炭火燃燒的劈啪作響聲，祥和得跟外麵的世界完全是兩個樣子，讓人心裏不由得發暖。
“哎喲，你可來了，就等你了！”林徽因一抬頭，看到了正走到門口的張奚若，趕緊笑著招呼他。
今天他可是“主角”。他不到，談話可就不“暢快”了。
張奚若一邊跟其他人打招呼，一邊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茶幾上擺著幾份今天的報紙，不用說，這就是他來之前，這個客廳裏談論的話題。
作為話題的“中心人物”，他是最有立場說些什麼的。外麵的議論已經沸反盈天，他自然也有許多不可對外人言說的想法。張奚若大致掃了那幾份報紙一眼，表情說不上是嘲諷還是憤怒，食指重重地敲了敲報紙上的某個標題，臉上漸有慍色。
“你這就是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說不清了。”林徽因把一杯熱騰騰的茶遞到他手邊，歎著氣說道，“這把大刀現在是向你頭上砍來了！”
可不是嘛！原本隻砍向鬼子們的大刀，如今也把“刀尖”對準了這些文弱的書生。張奚若“躬逢其盛”，正好撞到了刀尖上。不，確切地說，是《獨立評論》。他沒有生命危險，別人也好端端的，隻是《獨立評論》被停刊了。而他，就是那個把《獨立評論》直接推到刀尖上的人。
中國有句古話叫“禍從口出”，對知識分子來說尤其適用。有人說：“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悲劇命運的承擔者……他們要提前預言一個時代的真理，就必須承受時代落差造成的悲劇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時代需要悲劇，知識分子更需要悲劇。”也有人說：“在中國，做知識分子是一件再容易不過的事情，他們無須在公共事業上多投入、多建樹，隻要能講幾句人話，肯講幾句真話，敢講幾句硬話，就功德圓滿了。”
而事實上，我們能夠記住的那些知識分子，為了“預言”和講“真話”、講“硬話”，總是要付出代價的。即便是張奚若這樣的同盟會老會員，資曆深厚，也不可避免。更何況，他這次“得罪”的可不是一般人，是宋哲元。
那麼，這位宋哲元是何許人也？
你也許不知道宋哲元，但你一定知道“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這把威震全國的“大刀”，就出自以喜峰口一戰重創日軍、震驚全國的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二十九軍，而第二十九軍的軍長就是宋哲元。
宋哲元曾是馮玉祥的心腹愛將，西北軍五虎上將之一，勇猛沉著、忠實勤勉、遇事不苟、練兵有方，人稱“軍中趙子龍”。1933年3月11日，宋哲元率二十九軍血戰長城，大敗日軍，更是讓宋哲元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
這樣一位抗日名將，威名赫赫，怎麼會跟張奚若過不去呢？
說起來，應該是張奚若跟宋哲元過不去。
宋哲元行伍出身，雖也酷愛讀書、愛惜人才，可他身上同時有一股“匪氣”。他愛國抗日、不受外辱，卻又希望有一個獨立王國。這種根深蒂固的軍閥習氣，讓他的一生有功有過，各有褒貶。
在日本人炮製出“華北自治”的鬧劇時，宋哲元作為華北地區的實力戰將，自然就成了各方拉攏的對象。他在夾縫中生存，也曾做過一些對日妥協、鎮壓學生運動的不得民心之舉。
眼看時局混亂、侵略者當前，“華北自治”的大戲卻越唱越熱鬧。張奚若於1936年11月29日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文中主要提出了兩項要求：一、取消冀察政務委員會；二、令第二十九軍開赴前線。
這些言論大大觸了宋哲元的逆鱗。他是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委員長，也是第二十九軍的軍長。張奚若一介書生，不好好在書齋裏做學問，卻跑出來對軍國大事指手畫腳，宋哲元豈能不氣？他不是老蔣的嫡係，對國民政府也談不上多忠誠，他真正忠誠的對象是馮玉祥。在他心裏，華北是他的地盤，怎容得下別人說三道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