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張奚若公然大罵國民政府“獨裁專斷”“腐敗無能”。蔣介石做“領袖”多年，鮮少被人如此直接公開地責罵。頓時覺得很難堪，隻能按鈴提醒他：“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奚若竟拂袖而去，從此不再參加參政會。
眾目睽睽之下“侮辱”領袖，大發“大逆不道”之言。要是放在以前，這罪名都能要他的命了。可張奚若不但不知收斂，還“變本加厲”。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時，從社會各界共選了三十八名代表。其中國民黨八人，共產黨七人，青年黨五人，民主同盟、社會賢達各九人。傅斯年和張奚若是無黨派代表，屬於社會賢達。按規矩，無黨派代表要由各黨派提名。結果，“民盟”和“中共”一致舉薦張奚若，國民黨也宣稱張奚若是國民黨老黨員，要由他們提名。張奚若卻毫不買賬：“不錯，我曾是一個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也很奔走了一番。但民國元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民國二年我去美國前即已向陝西省黨部聲明脫離關係……1928年我任教育部高等教育處處長時，又有人要我入黨，我就拒絕了。”這還不算，他又給重慶的《大公報》寫了一封信，鄭重聲明：“近有人在外造謠，誤稱本人為國民黨黨員，實為對本人一大侮辱，茲特鄭重聲明，本人不屬於任何黨派。”如果說不承認是國民黨黨員隻是讓國民黨掃興的話，這“侮辱”兩個字就足以讓他們惱羞成怒了。要不是因為他是老同盟會會員，那暗殺的對象就不隻是聞一多了。
還有一次，在幾個高校聯合舉辦的時事演講會上，張奚若毫不避諱地大談政府的獨裁統治：“現在中國害的政治病是——政權為一些毫無知識的、非常愚蠢的、極端貪汙的、極端反動的和非常專製的政治集團所壟斷。這個集團就是中國國民黨。”“在報紙上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名詞‘赤匪’，假如共產黨可以叫作‘赤匪’的話，我想國民黨就可以叫‘白匪’。其實‘白’字還太好了、太幹淨了，他們簡直就是‘黑匪’！”
所以，鑒於時政如此不堪，為生民國家前程計，應該“徹底廢止黨治”，組織聯合政府：“蔣應該下野。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
他已經漸漸跟他從前的許多朋友分道揚鑣，比如蔣廷黻。他或許還願意認可他的觀點：“曆史已經使知識分子階級成為中國人民的領袖，我們無意謙讓。”卻再也不能如蔣一樣，支持一個“強有力的、甚至是獨裁的領袖”。
周培源的夫人王蒂瀓曾評價張奚若說：“完全是四方的。”棱角鮮明，剛直耿介，此言確實不虛。而作為老友，陳岱孫的看法則是：“合誌士與學者於一身的人物。”不空談、不炫智，“為政不在多言”。一旦開口，便是發人深省。正如費正清的高徒易社強所說：“張堪稱禮貌得體沉穩謹慎的楷模，總是隱忍克製，總是字斟句酌。有個觀察者寫道，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門，‘似乎永遠是緊閉的’。”
張奚若一生崇尚民主政治，追求獨立的人格與自由。其言銳、其行直，足可堪後人尊重。
他定下了這個國家的名字
“思成、徽因，我給你們介紹兩位新朋友。”
這已經是1948年的年底。被嚴冬包圍了的北平城，處處都透著一股逼人的寒意。即便是待在被爐火烤暖了的屋子裏，也躲不過門縫裏透進來的冷風和天地間冰寒的震懾。人們袖著手悶坐在屋裏，遙望著城外的方向，時不時就能聽到沉悶刺耳的炮聲和槍聲，既不安，又有隱隱的期待。
這座充斥著恐慌的華貴孤城裏，連空氣都有些莫名的顫抖。戰爭就要結束了，隻是不知道這即將到來的明天，會是怎樣的光景。
而對於梁思成和林徽因來說，顯然還有更深一層的擔憂。哪一場戰爭的勝利不是堆砌在層層的廢墟之上？可如果要用北平城的毀滅來作為“祭禮”，那麼這代價也未免太昂貴了。這裏可是一部活著的曆史啊！一旦消失了，就再也無法彌補和修複。
可他們能有什麼辦法呢？百無一用是書生。在這種炮火連天的戰爭時期，這句話好像格外正確。他們可以在腦子裏把這座古城的所有建築記得一清二楚，布局、材質、工藝、色調……卻獨獨沒有辦法保全它們。戰爭的殘酷法則之一，就是能完全磨滅人們對美的感知。
直到張奚若帶著兩個陌生的客人敲開了梁家的大門，梁思成和林徽因擔憂的事情才有了著落。
彼時他們的家已不在總布胡同，而是在清華園。張奚若依然是梁家的常客。這次的來訪，發生得突兀卻又順理成章。
到達梁家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客廳裏很安靜，一點兒都看不出白日裏的熱鬧。
幽暗的燈光下，梁思成和林徽因看到這兩位穿了灰色棉布軍裝的客人，先是一驚，繼而就明白了來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