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得很誠懇，也很客氣：我們非常希望能通過談判和平解放北平。但是，萬一談判破裂，我們隻能武裝攻城。今天來就是想請教專家，北平城裏哪些古建築是需要保護的。到時候真打起仗來，我們也好避開，禁止炮擊，以免炮火所至，毀壞了珍貴的文物。
他們拿出一張地圖，請梁思成在上麵標出“禁區”。
梁思成和林徽因感動了。一個在戰爭時期仍然記得盡量保全珍貴文物的部隊，他們沒有理由不信任、不支持。
這是梁林夫婦第一次近距離地接觸共產黨，而他們的“引路人”就是張奚若。
他曾無數次出入於梁家的客廳，或談笑風生，或指點江山，可沒有哪一次能讓梁思成和林徽因感動成那樣！
說是舉手之勞，可這一次“舉手”，卻需要遠見和膽識的支撐。這個一路嬉笑怒罵的剛硬書生，在層層剛硬之下，包裹的就是常人窺不到的柔軟。
也許，他等這一天也很久了。
可他等的究竟是什麼呢？
很久以前，他還在七尺講台上教書。苛刻固是苛刻，卻總忘不了儀態從容。不那麼緊張忙碌的時候，也跟學生們扯閑篇。講到亞裏士多德時，張奚若說這位偉大的哲學家在他的《政治學》中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觀點——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動物過的是“mere life”（單純的生活），而人除此之外還應該有另一種生活，即“noble life”（高貴的生活）。張奚若半是玩笑半是挖苦地說道：“現在米都賣到五千塊錢一擔了，mere life都維持不了，還講什麼noble life？！”
有人說，以良心作為判斷政治上是非的最終標準，既是它的最大優點，也是它的最高價值。個人的良心雖不見得一定是對的，但是經驗告訴我們，比它更對更可靠的標準是沒有的。
可能張奚若理想中的政權體製，是應該首先滿足民眾的mere life，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再實現noble life。他一生所做所求，或許就是這樣的簡單。如果有一天，這個理想中的社會真的實現了，他是不是就如紫禁城的門，開始維持高貴的沉默？而那些尖刻，也都將成為曆史，化成欣慰的笑意。
就因為還沒有實現，所以他不能消停？
那天晚上，梁思成伏在書桌上，就著並不明亮的燈光，認真地在地圖上圈出了一個個“禁區”。如果戰爭是必須的，至少在這戰爭裏，還有讓人堅持下去的希望。
送走那兩位客人之後，餘下的人也有了決定。
而與此同時，國民政府已開始實施“挽救”計劃，要把各高校的教授學者都送到台灣。沒想到，在“挽救”名單之內的大部分人都不願意走。而張奚若、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清華大學，除了外文係主任之外，再沒有人願意被“挽救”。
最終，除了梅貽琦等幾人，清華餘下的二百六十九位教師均留在了北平。
1949年1月，張奚若和張岱年、費孝通、錢偉長、李廣田等三十七位教授，聯名發表了《對時局的宣言》，呼籲國共兩黨化幹戈為玉帛，和平解放北平，勿使無辜民眾再受戰爭之苦。
北平最終和平解放了。那個傳說中“秋毫無犯”的部隊進了城，梁思成親手圈出來的應急方案也沒用上。張奚若高興得很，說：“這是中國兩千年來規模最大的社會革命！”
開國大典前，張奚若被推舉為新政協籌備委員會常委會委員。在商議新中國的國名時，大家產生了分歧，爭論得很是激烈。有人提議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有人則提議用“中華人民民國”。張奚若反複思慮，覺得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合適。他說：“‘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我看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吧，不必再重複寫上‘民主’二字。”
這一番解釋，既有學者的考究，也有政治家的嚴謹，讓人心悅誠服。與會代表經過一番討論，都覺得這個提議好。於是，一錘定音，新中國有了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
另外，張奚若還提議仿照法國國歌《馬賽曲》的例子，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並且保留原歌詞，以警醒國人永不忘國恥。
做完這一切的張奚若，似乎欣慰而滿足。他從年輕時就一直在尋找的東西，終於找到了嗎？
他坐在老友家的客廳裏，看著他們在忙碌而緊張地設計新中國的國徽，不由得有些感慨：他們這一代人，一生辛苦奔走，不就是為了能有一天，可以把象征國家尊嚴和國民意誌的徽章鄭重而堂皇地掛上去嗎？
還好，他看到了，他們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