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恐怕就是林徽因跟淩叔華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知交的本源。
同為優秀的女性，關係本就敏感。再加上她們中間還夾著同一個讓她們放不下的男人——徐誌摩。
在徐誌摩短暫的一生裏，身邊曾出現過好幾個女人，要說最耐人尋味的，恐怕就是與淩叔華的關係。
初識的時候，淩叔華還是個未嫁的妍慧少女，聰穎、靈秀、多才，一如正值花期的嬌美花朵，散發著讓人心醉與神迷的光彩。懂得欣賞美又熱愛美的詩人徐誌摩，若說對她沒有感覺，是不可能的。
時間倒退到1924年的5月，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問中國。在那場文化盛事中，除了大放異彩的林徽因，淩叔華也是最不可忽視的一個人物。年輕貌美，風華絕代，在場的男人，包括徐誌摩，還有淩叔華日後的丈夫陳西瀅，都不可避免地被她“迷”住了。
命運就是這樣的諷刺而充滿玄妙的寓意：她在最美好的季節同時認識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男人，一個給了她平實的、相依相扶的生活，一個給了她曖昧的、絢美縹緲的情感。然後，在每一個轉身和踟躕的瞬間，都有他們或微笑或凝重的影子，讓她的人生有了更多與眾不同的可能性。
許多年後，紅顏老去、鬢白如霜，曾經的如玉少年也埋骨於一抔黃土之下，回頭去看從前的種種，那些能說的、不能說的都不再成為秘密的時候，總會有那麼一個時刻是沉默的、悵然的。一切皆已經托付給了薄情的時光，霜華重、心事涼，那些津津樂道的看客，又怎能真正明白其間的糾葛與輾轉呢？
甚至，就連當事人也在驟然發生和無措經曆的時候，都不太能說得清楚。
徐誌摩從來沒說過他以男女之情愛著淩叔華，他隻是說，“女友裏叔華是我一個同誌”，她了解他“靈魂的想望”和“真的誌願”。
而淩叔華則說：“說真話，我對徐誌摩向來沒有動過感情，我的原因很簡單，我已計劃同陳西瀅結婚，陸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
他們堅稱視彼此如手足，絕無男女之私。可是，在別人眼裏，卻不是那麼回事。畢竟，在相識的時候，正是徐誌摩“失去了林徽因而尚未認識陸小曼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感情上最空虛、最傷痛、最需要填補的時候”。所以，“徐誌摩動情並向她試圖用情，是自然不過的”。再加上後來發生的種種，更是“證明”了兩人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
比如，徐誌摩向來都不掩飾他對淩叔華的欣賞與喜愛：他稱她為“中國的曼斯菲爾德”；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為別人作序，就是給淩叔華的小說《花之寺》；他的處女詩集《徐誌摩的詩》扉頁上的題詞“獻給爸爸”，則是出自淩叔華的手筆；他們相識僅半年，就通信多達七八十封，差不多兩天一封……
這樣的交情，怎麼看都不像是單純的好朋友。而從那段時間的頻繁往來、親密接觸，再到後來的全然托付，徐誌摩對淩叔華的“喜歡”怎麼看都很不尋常。
事實上，一個多情的詩人是需要這樣的紅顏知己的。貌美、聰慧，善體人意。彼此間沒有所謂激烈、不顧一切的愛，卻能夠親昵地分享所有的心事。就是這樣，朋友之上、戀人之下，曖昧與親近的比例剛剛適中。
他給了張幼儀一份介於悲憫與自私之間的冷酷，給了林徽因一種近乎憧憬的迷戀，給了陸小曼一段混雜著失望、瘋狂、迷醉的愛與愁，而對淩叔華，他給的是依戀、信賴。
正是這兩個關鍵詞，決定了後續故事的發生與發展。
徐誌摩一生都在憧憬地愛著林徽因，可他卻把他最重要的秘密托付給了淩叔華。在接過那個非比尋常的箱子時，淩叔華絕沒想到它日後會生出那樣的事端；在遞上那個裝載著諸多心事與秘密的箱子時，徐誌摩也絕沒想到這份托付一出口便是一生。
1931年11月20日的《北平晨報》上，刊載了一篇讓整個中國文化界都猝不及防的消息：“19日午後2時，中國航空公司飛機由京飛平，飛行至濟南城南三十裏黨家莊，因天雨霧大，誤觸開山山頂，當即墜落山下。本報記者親往調查，見機身全焚毀，僅餘空架。乘客一人，司機二人，全被燒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