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遇難的乘客，就是徐誌摩。
那一天，他按照約定從上海趕往北平，去聽林徽因為外國駐華使節所作的演講——《中國建築藝術》。沒想到，這竟是一場死亡之旅。他隻看到了起點，卻沒看到終點。他歡喜地奔赴，卻無奈地墜落。他的生命、他的熱情，就終結在了那個氣候惡劣的冬日。
徐誌摩猝然離世，不僅讓他的親友措手不及，也讓整個文化界震蕩不已。辦完他的追悼會之後，由胡適領頭，組成了編輯委員會，擬將徐誌摩已發表的作品和未發表的手稿、書信、日記全部搜集，編成《徐誌摩全集》，以盡對亡友的責任與追念。
而想要編纂《徐誌摩全集》，有一個人物很關鍵，她就是淩叔華。
如果隻有淩叔華
1925年，徐誌摩歐遊時，曾把一個裝有“天堂和地獄”案件的小皮箱托付給淩叔華保管，就是後來大家通稱的“八寶箱”。
這個箱子裏具體裝了什麼，至今仍是個謎。但可以確定的是，裏麵有徐誌摩的書信以及平時他隨手寫下的一些散文或詩歌的手稿，還有兩本英文日記，是1921至1922年間他在英倫結識林徽因，並進而愛上她後寫下的日記，即《康橋日記》。
從1925年到1931年，幾番輾轉，箱子一直保管在淩叔華手中。雖然其間徐誌摩也曾取走並新放進去了一些東西，但他最終還是交給了淩叔華保管。
他那些秘而不宣的心事，隻想保存於內心深處的隱衷，隨著他的驟然離世，頓時就失去了作為“隱私”的資格。有很多人想要得到，包括林徽因。
別人願意買林徽因的賬，淩叔華卻不願意。她覺得這是徐誌摩的托付，就算有人來要，也該是陸小曼，而不是林徽因。因此，林徽因來要的時候，她沒給。
但她低估了林徽因對這件事情的執拗。不久，胡適出麵了，要她把那個“八寶箱”交出來。理由當然也很堂皇，要編成《徐誌摩全集》，這個箱子裏的資料是不可或缺的。淩叔華沒有辦法，隻能憤憤地交出來了。
不過，在她的理解中，這隻是“借”，而不是“給”。當年徐誌摩把箱子交給她的時候，是另有托付的：“要是我不能回來的話，你得給我寫傳。這箱子裏麵有你需要的材料。”他確信：“隻有L（淩叔華姓氏的第一個字母）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
中國人向來重諾，一諾千金，一生堅守。尤其是對於重要的托付，更是看得比命還重要。如今不幸一語成讖，淩叔華自然認為她對整理誌摩遺作這件事情負有應當、必須的“責任”。可惜，她想錯了，也想多了。
她把箱子給了胡適，胡適看過之後又給了林徽因。林徽因發現裏麵沒有她想要的東西，自然是不快的、不甘的。於是，便有了1931年12月6日的會麵。
太太的客廳裏，淩叔華與林徽因開始了第一次“談判”。她想要回箱子，林徽因則想要她抽出來的《康橋日記》。
都是才女，都習慣了眾星捧月，又都是跟徐誌摩關係親密的朋友。在這種情形下，難免會對對方產生一種微妙的“敵意”。但是，盡管不忿，她們畢竟還不想因為這件事情鬧僵。於是，兩個人決定“交換”：淩叔華把《康橋日記》交出來，林徽因則讓她帶走陸小曼的兩冊日記。
對於這個決定，淩叔華明顯是不情願的。這一於編纂《徐誌摩全集》無關，二也不合情理，三還有被“逼”之嫌，怎麼可能心甘情願？
於是，她做出了一個這樣的舉動。
12月9日上午11點半，林徽因如約來到淩叔華家時，淩叔華“躲”了起來，並留下了一封信：“昨遍找誌摩日記不得，後檢自己當年日記，乃知誌摩交我仍三本：兩小，一大。小者即在君處箱內，閱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滿寫的）未閱完，想來在字畫箱內（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書物皆堆棧成山，甚少機緣重為整理，日間得閑當細檢一下，必可找出來閱。此兩日內，人事煩擾，大約須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尋也。”
說了這許多托詞，恐怕隻有“人事煩擾”這四個字是真心的。
被她如此“糊弄”，若換作旁人，或許就無計可施了，但林徽因不是旁人，她有的是辦法和人情。
似乎任何女人碰上林徽因都隻能落敗，淩叔華也沒能例外。
胡適再次出麵，要淩叔華把東西交出來。淩叔華又急又氣，雖也百般推托解釋，卻還是無濟於事。事情弄到這般地步，已成了淩叔華的不是。先是不給，後又說沒有，再後來說不方便，怎麼看都是故意為難。
萬般無奈之下，12月14日上午，淩叔華將日記送到了梁家。恰巧林徽因不在家，淩叔華便留了張字條：“怕你急，趕早送來。”之後便匆匆地走了。
這半本日記隻有一百二十八頁。林徽因一對照，發現與自己手上的誌摩日記銜接不上，便知道裏麵有蹊蹺。
“怪不得誌摩說叔華小氣，如今看來竟是真的！”林徽因的急性子再次發揮了“副作用”，氣急敗壞地抱怨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