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未及開口，就聽到葉公超大喝道：“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糞澆在你的頭上！）”
公超是在美國讀完中學才進大學的，所以美國孩子們罵人的話他都學會了。他說，學一種語言，一定要把整套的罵人話學會，才算徹底。
——梁實秋
這等粗俗的話出自堂堂一個教授之口，實在讓人驚詫莫名。但奇就奇在那位美國家長聽了之後居然沒生氣，還跟他成了朋友。原因也很有趣：他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這樣原汁原味的“美式”髒話了。思鄉情切，再加上自家孩子有錯在先，美國鄰居絲毫不計較葉教授的有失風度，興衝衝地跟他握手言歡了。
這樣的事情，恐怕也隻有葉公超才做得出來。其性情之真，可見一斑。可這樣的性格，對一個政客來說，卻是很“危險”的。他的書生氣改不了，也不想改。
可書生與政客，本就是兩個相悖於兩極的身份。他從一個可極致“放縱”的身份變成一個須極致“克製”的角色，中間的落差之大、轉換之難，根本不必多言。他在形式上成了一個“紳士”，可骨子裏，他卻更鍾愛、也更能勝任“名士”這個身份。
葉公超知道從政這件事是“賠本兒生意”，卻還是認真投入地去做了。書生報國，從來不甘人後。他們總以為那樣的決定能創造更大的能量，可事實上，情願、心不甘的“後果”就是未必能有好結果。
在當“駐美大使”期間，葉公超曾對他的朋友說：“見了艾森豪威爾，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與肯尼迪晤談時，心想他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一個有錢的‘小開’而已。”這樣的心態，怎麼看都不像個外交家。
這一點，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政客。而回放於曆史中的某些片段，也在一步步印證這個結論。
也許，早在他走進政壇、選擇做一個“政客”的時候，從前那個快樂的熱血書生葉公超就已經“死”了。活著的這個，在盡力做一件他實際上並不擅長的事情。比較起來，還是那個在朋友的聚會上侃侃而談的書生葉公超更鮮活、更可愛。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他還會不會堅持從前的選擇？
“我再也不做同樣的事！”
在不自由的從政生涯裏，他也會想起他的朋友們，那個溫暖快樂的客廳，那些讓人快慰與沸騰的爭論；還有他在清華的“家”，可以深埋進“清華最舒適的沙發”裏，喝著香噴噴的普洱茶，談論“涉及太陽底下的一切”的日子。
可惜，一切都不複存在了。
他開始在不同的城市間穿梭，西裝革履地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忙得不可開交。
西南聯大解散了，太太的客廳移回北平了，而葉公超卻依然沒有脫身。上次分開之後，發生了太多的事情，常常快得讓他來不及反應。他多想像以前那樣，把他的心事和困惑跟朋友們分享。可不同的選擇已經隔開了他們。這個時代，給了他們那麼多的身不由己，可他們卻從來都沒想過抱怨。他在慢慢適應自己的新角色，他的朋友也在自己的生活裏一步步向前走。
他想要走得快一點，可他的朋友們卻漸漸跟不上他的腳步了。他曾在最初的順利裏忘形了一陣子，可後來，更多的就是惆悵了。
想起從前的事，葉公超竟覺得像是前世的事情。
那時候，他還是憤怒的葉公超，有著極壞的脾氣、極好的人緣，還有很多的自由。雖也常憂心國事，可他筆下卻鮮少有“讀史難通今日事，聞歌不似少年時”這樣的感傷。
而現在，他在另一個世界裏，不知道是在浪費著還是在揮灑著“文學的氣度、哲學的人生、國士的風骨、才士的手筆”。
他有點兒累，卻又不得不繼續下去。他想念北京了，想念講台了，想念那個壞脾氣卻自由的自己了。
他多希望許多年後，後人談起他，能會心地一笑，說：“哦，那個壞脾氣的教授啊！”
就像林徽因寫過的一首詩：
當我去了，還有沒說完的話，
好像客人去後杯裏留下的茶；
說的時候，同喝的機會，都已錯過。
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
如果有點感傷，你把臉掉向窗外，
落日將盡時，西天上，總還留有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