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一翻，法國人到了敦煌，是甘肅，中國的甘肅敦煌，而且又是這麼珍貴的一個石窟，藝術壁畫啊什麼，彩塑啊，雖然是佛教的，但是那藝術的價值了不起，他從來不知道。他很慚愧，我們作為中國人都不知道中國的藝術，幾千年的藝術都這麼了不起。
——常沙娜
這本《敦煌圖錄》，是一個叫伯希和的法國人編輯的。全書共分六冊，收錄了大約四百幅有關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
常書鴻被深深地震撼了。他從來都不知道，在他的故國，居然有這樣一座宏偉壯觀得無法用言語形容的藝術寶庫！那飛天的圖案、那精美的造型、那瑰麗的色彩、那恢宏的構圖，簡直是無與倫比、無法超越！
那一刻，常書鴻震驚到有些心痛。他是一個中國人，卻隻知道希臘、羅馬、法國，對它們的藝術品類與形式如數家珍，卻獨獨不知道他的祖國還有這樣精彩絕倫的驚世藝術品！他覺得慚愧，慚愧於自己“數典忘祖”。他更加心痛，心痛於中國的藝術竟要由外國人來傳揚！
難道敦煌的研究要靠外國人來完成嗎？難道我們中國人不能去守護、探索自己的民族文化遺產嗎？
那時候，他還不是很清楚，這些珍貴的國寶怎麼會流落到了異邦。而在亂世中焦頭爛額的中國人，也壓根兒就不知道，在20世紀初，中國遭遇了多大的文化損失。
1900年，在曆史中沉寂了許久的敦煌莫高窟落到了一個叫王圓籙的道士手中。他既沒有文化，讓他可以去辨別這些珍貴的文物如何無價；他也沒有情操，讓他能夠明白把古董販賣給外國人是何等不合適。
他隻是亂世中的一個貧窮而愚昧的道士。他不知道他每天麵對的是什麼，他隻想改善他目前的生活狀態。所以，在他清理流沙時無意中發現了莫高窟之後，隻是把這裏當成了自己的家，並把洞窟裏的一切當成了自己的私人財產。
直到英國人斯坦因和法國人伯希和出現在他麵前，他才驚喜地發現，原來這些東西還有點用。既然這些洋大人願意慷慨地“布施”，他又怎麼好意思拒絕呢？
沒有任何關卡，沒有任何手續，外國人直接走到了那個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磚、上了一把鎖，鑰匙掛在王道士的褲腰帶上。外國人未免有點遺憾，他們萬裏衝刺的最後一站，沒有遇到森嚴的文物保護官邸，沒有碰見冷漠的博物館館長，甚至沒有遇到看守和門衛，一切的一切，竟是這個肮髒的土道士。他們隻得幽默地聳聳肩。
——餘秋雨《文化苦旅·道士塔》
無以計數的國寶被運了出去，而外國人付出的代價則讓人覺得恥辱：他們隨身攜帶的外國商品及少量的銀圓。“司大人諱代諾”（斯坦因）、“貝大人諱希和（伯希和）”屢屢光顧，讓王道士不勝欣喜，痛快地與他們多次達成了交易。
就這樣，毫無防備與自保能力的敦煌寶庫成了砧板上的魚肉，任人宰割。可笑的是，把它送上砧板的居然是我們自己人。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沒有力氣再去責罵王道士了。他隻是一個無知的人，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從看到《敦煌圖錄》的那天起，常書鴻就被迷住了。他每天都去光顧那個舊書攤，隻看不買，因為他買不起。好心的攤主見他實在喜歡，就建議他去集美博物館看看，因為那裏有很多好東西，他可以看到實物。
常書鴻去了，“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著了魔一樣迷上了敦煌，日思夜想。他決定回來，放棄法國的舒適生活，甚至放棄他被人欣羨的人生。
因為，敦煌在中國。
1936年，三十二歲的常書鴻不顧妻子的強烈反對，懷揣一紙北平藝專的聘書離開巴黎，隻身踏上了回國的列車。每臨近祖國一步，他就感覺自己離敦煌更近了一點。可是，到底要怎樣走進敦煌、守護敦煌，他卻沒有頭緒。他漸漸意識到，他想要做的事情絕沒那麼簡單，甚至非常艱難。他迫切地想要找到一條路，或者遇到一個可以聊一聊的人。
於是，命運再一次推著他向前走了一步，讓他遇到了一個他探索敦煌事業中的“貴人”——梁思成。
那是在一個聚會上，常書鴻第一次見到了梁思成。他們聊到了敦煌，聊到了被人遺忘的莫高窟，聊得兩個人都興奮不已、欲罷不能。
於是，常書鴻就這樣走進了梁家，成了太太的客廳裏“資曆”最淺、卻相交極深的客人，並很快融入了這個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