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常書鴻描繪外國人從藏經洞拿走的唐代卷畫之精美，梁林夫婦既神往又痛心。他們非常明白那種心情。在梁思成向日本人“借閱”中國建築研究的資料時，也曾感受過那種恥辱。因此，他們能感同身受，與常書鴻的對話也就越發深刻起來。
“思成、徽因，我一定要到敦煌去！”常書鴻越說越激動，臉微微地漲紅，眉宇間閃著堅定的神色。那時候，他還不知道眼前的這位朋友、這個客廳的男主人，將來會直接成全他的夢想。
那一天，他們聊得暢快而盡興。自此，常書鴻開始頻繁地光顧梁家，一有機會便與梁林二人大聊他夢中的敦煌。但是，他卻一直沒有機會走進敦煌，對於敦煌的一切向往都似乎在原地踏步。直到很久以後的一天，梁思成找到常書鴻，問了一個讓他激動不已的問題：你願不願意去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
那是1942年的秋天，距離常書鴻回國已六年之久。漫長的等待，讓常書鴻從剛過而立的大好年華熬到了將近不惑之年。他的機會來了，他更漫長的守候也要來了。
這次機會其實是一個慘痛的“意外”催生出來的。就在不久前，一件珍貴的國寶——洛陽龍門石窟石雕畫《文昭皇後禮佛圖》（現收藏於美國堪薩斯市納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是該館的鎮館之寶）被幾個盜匪賣給了美國人。
此事一出，震驚了整個文化界。頓時，社會上呼籲加強保護文物的聲音越來越高，敦煌石窟被大量劫掠的慘劇也再次被提及。經過一番考察、論證、研究，國民政府決定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
得知這個消息後，梁思成第一時間想到了常書鴻，並極力向監察院長於右任推薦常書鴻擔任所長。
常書鴻自然答應了，他等這一天已經很久了。
梁思成非常高興，並且說如果不是身體不好，他也一定要去。
就這樣，在徐悲鴻和梁思成的聯合舉薦下，常書鴻被任命為籌委會副主任，擇日起行。
離開重慶時，梁思成送了常書鴻四個字：破釜沉舟！
而實際上，他也真的破釜沉舟了。
不是『神』我的榮耀是『守護』，1942年10月，常書鴻從重慶出發，乘坐了一輛敞篷大卡車，一路風餐露宿，走了一個多月才到達蘭州。
可直到到了蘭州，常書鴻才意識到，事情遠沒有他想的那麼樂觀。
這個敦煌藝術研究所，本就是在非常時期臨時決定成立的，從上到下都沒有足夠的重視和準備。尤其是當地的一些官員，更是不把這樁差事當真放在心上。那種荒蠻之地，躲還來不及，誰願意苦巴巴地去受罪？應個景、交個差，也便罷了。要不然，就把研究所設在蘭州，這樣既不耽誤研究，又不用吃那麼多的苦，也不失為兩全其美之計。
常書鴻自然是不能接受的。蘭州是省城，條件固然是好，可它距離敦煌一千多公裏，根本是鞭長莫及，怎麼去研究保護？於是，在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會上，常書鴻跟其他與會人員發生了爭執，僵持不下。
這裏是蘭州，常書鴻本就人生地不熟，既沒有人脈也沒有朋友，在別人的地盤上“耍橫”，豈不是自找煩惱？於是，這位“中央”派來的“學究”在蘭州受到了冷遇，籌備研究所的事情也陷入了僵局。
人招不到，器材也供應不上，常書鴻東奔西走，卻沒有人願意搭理他，真是呼天不應、叫地不靈。這件看起來轟轟烈烈的大事幾乎成了一個笑話。
即便遭遇這樣的窘境，常書鴻還是不願妥協。他堅持要把研究所設在敦煌，就近研究保護。正在無計可施之際，常書鴻遇到了一個人，事情才有了轉機。
在北平藝專時，常書鴻有個學生叫龔祥禮（龔柯）。說起來，這位龔先生也是中國畫壇上的一個人物。他在1936年考入了北平藝專國畫係，師從多位大師，在鄭州書畫界極有名氣。常書鴻與他的緣分，就是在北平藝專建立起來的。
在老師的誠摯請求下，龔祥禮被打動了，他答應一起去敦煌，並同時推薦了好友陳延儒。再加上常書鴻想方設法招來的文書和會計，一行幾人，就是所謂敦煌研究所的全部人馬。
1943年春天，常書鴻等人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跋涉，終於到達了他夢想已久的敦煌。
那是他生命中最美的一個春天。人生將近過半，可那一天，常書鴻卻覺得自己的生命像是剛剛開始。
敦煌，我來了！我終於來了！
然而，這即便落魄卻依舊宏偉壯觀的莫高窟讓常書鴻看得心痛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