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建議：“那就聽一次課吧，大作家講課更有意思。”
娘連忙擺手：“不行，人家講課哪能隨便聽？”
征得學校同意，在我們的簇擁下，虛歲六十的娘走進作家班的課堂，坐到我前麵，隻留給我一頭白發。
起初，她一定很緊張，把粗糙的左手張開罩在頭發上。那頭白發雪白雪白，很多人驚歎它的美麗和純粹。坐在一群黑發人中間，她一定覺得自己的頭發太惹人注意，與周圍的黑發太不相稱了，也許還有些自卑。
那次課是蘇叔陽先生講的《電影·文學·人生》。幾分鍾後，娘的手便落下來，一動不動，她的神情一定認真得像個小學生。
下課以後，我們都問她：“聽懂了嗎？”
“聽懂一半兒吧，”娘說，“俺一個文盲，都跟作家一起上課了，這輩子總算沒白活。”
回想起來，娘能夠大器晚成，十七年前的北京之行已經顯露端倪。她一下筆就沒廢話，直接講那些有意思的故事，講故事裏的細節。
我問她為啥這樣寫，她說：“那年去北京，你那些朋友和同學說的話俺都記住了。他們說，人家都知道的事，你廢話少說，要講就講人家不知道的事。”
畢竟在一起生活四十二年，爹撒手而去，是娘很難邁過去的一個坎兒。爹去世以後，娘一夜一夜睡不著覺，安眠藥劑量不斷加碼。大夫嚇壞了，跟她說：“睡不著覺也不要吃了，再吃要出人命了。”
寒假回家，娘讓我多買點兒毛線，說睡不著覺的時候學著織毛褲。沒過多長時間，她就給我和丈夫各織了一條毛褲，還給我織了一件坎肩，織得我好心疼。我再次勸她：“學認字吧，你不是一直想認字嗎？我們都可以給你當老師。”
娘有很多問號：“俺中嗎？歲數太大了吧？要不，俺試試？”
我那時算不上老師，至多是娘的老師中微不足道的一個，身邊的孩子、街上的行人都是她的老師，牌匾、廣告、說明書、電視字幕都是她認字的教材。幾個月以後，她就能讀幼兒故事了，她說：“有些字不認識，一順就順下來了。”
娘的學習生活總被各種事情打斷。沒有了爹，娘就把自己變成一塊大補丁，哪家的生活出現漏洞，她就把自己及時補到哪裏：表弟開小吃店人手少，她聽說了就去打下手；小妹生孩子，她就幫著帶孩子；二嫂病倒了，她又過去照顧二嫂照顧那個家；大家都忙的時候，她同時帶著外孫女和重孫子……
兒子上大學後，娘成了我唯一的心事。
我要接她跟我同住，她不肯，說：“你跟你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得挺好的，俺去了容易出現矛盾。俺是你親媽，你肯定對俺親。你對俺親，你婆婆心裏能好受嗎？咱得替人家想想。”
在我多次勸說後，二○一○年她猶猶豫豫地過來住了幾個月，二○一一年算是比較安心地住下來。
我跟娘說：“你一輩子都在為別人活，為別人考慮。從現在開始，你要為自己活，為自己考慮了。”
娘問：“咋樣才叫為自己活？”
我說：“喜歡做什麼做什麼，想玩什麼玩什麼。”
娘開始看書，戴著老花鏡看《一千零一夜》。
娘開始唱歌，跟鄰居學了不少新歌。
娘開始學電子琴，《蘇武牧羊》彈得慢慢有了些意思。
我不忙的時候，她常給我講故事，那些故事都有些年頭了，有的以前講過，有的沒講過。每次講完，她都問：“這個故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