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能夠成為一代城市人童年符號的卻不是螞蟻，不是烏鴉，不是叩頭蟲而是醬紅色的臭蟲。久違了臭氣逼人的臭蟲。那時睡的是三條木板，叫作鋪板。還有兩條細小的板凳。所有的鋪板上都隱匿著臭蟲。越是盛夏，臭蟲越是活躍，白天它們隱蔽，夜間當入睡之後，臭蟲咬得你全身是包。盛夏缺眠的季節，最糊塗最清晰的經驗是半夜大人起來點燈捉臭蟲。你渴望睡眠，你無法理解你的媽媽、姨姨、姥姥，後來還有你的妻子怎麼會有那麼大的精力不要睡眠，要戰鬥。有的臭蟲被撚死在牆壁上，留下了暗紅色的血跡與一點點蟲子皮。耗散著鮮生生腥淋淋類似敗壞了的食用油哈喇變質的氣味，類似脫下的內褲許多天沒有洗滌的氣味。有時候被鬧醒的孩子睡眼惺忪中看到了爬得如同賽車一樣出溜出溜的巨大的臭蟲編隊。要除蟲還是要睡眠，這是華夏苗裔麵臨的有神州特點的哈姆雷特式的難題。要還是不要？幹還是不幹？睡還是不睡？活還是不活？童年的困倦甚至寧願意接受一時沒有過分察覺到的臭蟲的親密吸吮與遍體布局，臭蟲是偉大的博弈家；而不願意被揉搓醒來，被拙劣的燈光光線與長輩們興奮的呼號硬給斷眠：這兒有！那兒一個！哎喲，這兒成了蛋了（指臭蟲之多，為什麼叫成蛋，待考）！跑了！嘛行子唷！磕搭磕搭，把它磕出來！
還有不知是誰發明的行動方式，那是滅臭蟲的盛典，那是莊嚴的誓師，那是窮人改善生活質量的節日，那本來應該有銅管樂隊的伴奏與旗幟的招展。在豔陽高照的大晴天，把全家所有的鋪的蓋的都掀開，把所有的鋪板都抬到兩眼的陽光之下，用生鐵壺坐滿了沸水，用仍然翻滾鬧嚷著的開水燙鋪板，有時候能燙死一批臭蟲，帶著臭蟲特有的不受歡迎的氣味……那時候人們不大知道蟑螂，那時候的北京市民的盆光盤淨的廚房不具備吸引蟑螂的魅力。那時候的同胞們個個熟悉臭蟲。
久違了，親愛的臭蟲。
臭蟲後來換成了蟑螂，這也是滄桑。
臭蟲的氣味也是一個說不清楚的話題。因為，數十年後發現，確實，它可能有百分之十或者八或者五有一點點像調料桂皮的氣味，美國人與印度人都鍾情於這種氣味。這本來是可能的，香臭的差別與神魔的差別，與警匪、與共和民主兩黨、與官民、與寫著兒童不宜的與未寫兒童不宜的片子、與生與死的區別一樣，相反相成，似仇似親。如果你到過歐美，如果你吃到桂皮冰激淩或者蘋果派，如果你在五星級酒店裏用的是那種牙膏，你會在享受之中突然想起數十年來久違了的臭蟲，那很自然也很有教益。它大有裨益，它大有想象力，它催人淚下。
一個半甲子過去了。水泥與鋼筋的房屋結構，嚴密得多了的牆縫與窗縫，人口密度的大增，使得現在已經沒有那麼多臭蟲，那麼多磕頭蟲，那麼多土鱉不斷地被殲滅著，現在有的是當年沒有聽說過的H7N9，非典型肺炎，PM2.5，癌細胞，艾滋病毒，和比當年的臭蟲還普及化了的躁狂憂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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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產生了一種所求無幾、因而正義、饑寒交迫、所以動人、同舟共濟、相濡以沫、艱難攜手、共享也是分擔苦難的親切自信。那難忘的涸轍之魚的凝聚力！
冬天，所以喜歡烤火。
受著吧，受著吧，受罪，這是人生開始時候的多麼珍貴的、富於功德自詡的感覺。我說我愛過了，而且受過了，這使我得了理，得了同情與諒解，偉大的漢字特別是五筆字型使“愛”與“受”這樣貼近。據說特別是女性，她們會憐惜那些受過許多罪的人，哪怕那人後來變成了禽獸。
所以冬天很冷。所以戴上帽子——那時稱之為航空帽，似乎早先是飛行員在嚴寒的高空駕駛飛機時才戴那樣捂得嚴嚴實實的帽子。帽子帶著“耳朵”——還不行，還要戴上毛線織的脖套，還要戴上專門保護耳朵的耳朵套。手套就不用說了，五個手指的手套完全不能夠禦寒，所以要做一根拇指與另外四根手指擠在一起的手套。要穿棉毛窩，要穿套袖，就是說在小臂上加一層毛線或棉線袖子，要有毛襪子，要戴口罩，不是為了淨化空氣，那時的空氣很好，而是為了保溫。更不必說棉襖與棉褲，我相信所謂暖冬的感覺與抱怨有一半來自取暖條件的改善。即使如此，那時每年冬天都會凍耳朵，把耳輪外緣凍得紅腫癢痛直到感染化膿流水；凍手凍腳，半隻腳丫麻木，凍得哭起來，凍得小便失禁，腳與手凍壞了再化了然後發炎化膿腫脹通紅。凍得尿到了褲子裏，在寒冷如冰的天氣，隻有一股子小童尿帶著熱氣暖感溫意，也許是微香，據說童便性涼，是很好的中藥，果然是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國學。這就是北平的冬天，這就是生活，大多數市民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童年。
已經那麼久不知道凍瘡的滋味了。
與冬天的凍瘡比美的是夏天的痱子，痱子痛又癢，抓破了感染稱作痱毒，你也是讓人恨得那樣親切無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