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個彎曲如爪的半島旁錯落著許多小島，地形分割而公路狹險，最高的時速不過五十英裏，一般時速都在四十英裏以下，再好的車再強大的馬力也不能放足馳驟。低速的大埔路上，蝸步在一串慢車的背影之後，常想念美國中西部大平原和西南部沙漠裏，天高路邈，一車絕塵，那樣無阻的開闊空曠。雖說能源的荒年，美國把超級公路的速限降為每小時五十五英裏，去年八月我駛車在南加州，時速七十英裏，也未聞警笛長嘯來追逐。
更念煙波相接，一座多雨的島上，多少現代的愚公，亞熱帶小陽春的豔陽下在移山開道，開路機的履帶軋軋，鏟土機的巨鼇孔武地舉起，起重機碌碌地滾著轆轤，為了鋪一條巨氈從基隆到高雄，迎接一個新時代的駛來。那樣壯闊的氣象，四衢無阻，千車齊轂並馳的路景，鄭成功、吳鳳沒有夢過，阿眉族、泰耶魯族的民謠從不曾唱過。我要揀一個秋晴的日子，左窗亮著金豔豔的晨曦，從台北出發，穿過牧神最綠最翠的轄區，騰躍在世界最美麗的島上；而當晚從高雄馳回台北，我要馳速限甚至縱一點超速，在亢奮的脈搏中，寫一首現代詩歌詠帶一點汽油味的牧神，像陶潛和王維從未夢過的那樣。
更大的願望，是在更古老更多回聲的土地上馳騁。中國最浪漫的一條古驛道，應該在西北。最好是細雨霏霏的黎明，從渭城出發，收音機天線上係著依依的柳枝。擋風窗上猶浥著輕塵，而渭城已漸遠，波聲漸渺。甘州曲，涼州詞，陽關三疊的節拍裏車向西北，琴音詩韻的河西孔道，右邊是古長城的雉堞隱隱，左邊是青海的雪峰簇簇，白耀天際，我以七十英裏高速馳入張騫的夢高適岑參的世界，輪印下重重疊疊多少古英雄長征的蹄印。
一九七七年元月
思台北，念台北
隱地從台北寄來他的新書《歐遊隨筆》，並在扉頁上寫道：“爾雅也在廈門街一一三巷，每天，我走您走過的腳步。”一句話，撩起我多少鄉愁。龍尾蛇頭，接到多少張聖誕卡賀年片，沒有一句話更撼動我的心弦。
如果腳步是秋天的落葉，年複一年，季複一季，則最下麵的一層該都是我的履印與足音，然後一層層，重重疊疊，舊印之上覆蓋著新印，千層下，少年的屐跡車轍，隻能在仿佛之間去翻尋。每次回到台北，重踏那條深長的巷子，隱隱，總踏起滿巷的回音，那是舊足音醒來，在響應新的足音？廈門街，水源路那一帶的彎街斜巷，拭也拭不盡的，是我的腳印和指紋。每一條窄弄都通向記憶，深深的廈門街，是我的回聲穀。也無怪隱地走過，難逃我的聯想。
那一帶的市井街坊，已成為我的“背景”甚至“腹地”。去年夏天在西雅圖，和葉珊談起台灣詩選之濫，令人窮於應付，成了“選災”。葉珊笑說，這麼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我該編一本《古亭詩選》，他呢，則要編一本《大安詩選》。其實葉珊在大安區的腳印，寥落可數，他的鄉井當然在水之湄，在花蓮。他隻能算是“半山”的鄉下詩人，我，才是城裏的詩人。十年一覺揚州夢，醒來時，我已是一位台北人。
當然不止十年了。清明尾，端午頭，中秋月後又重九，春去秋來，遠方盆地裏那一座島城，算起來，竟已住了二十六年了。這期間，就算減去旅美的五年，來港的兩年，也有十九年之久。北起淡水，南迄烏來，半輩子的歲月便在那裏邊攘攘度過，一任紅塵困我，車聲震我，限時信，電話和門鈴催我促我，一任杜鵑媚我於暮春，蓮塘迷我於仲夏，雨季黴我，溽暑蒸我，地震和台風撼我搖我。四分之一的世紀，我眼見台北長高又長大，腳踏車三輪車把大街小巷讓給了電單車計程車，半田園風的小省城變成了國際化的現代立體大都市。鏡頭一轉，前文提要一樣的跳速，台北也驚見我，如何從一個寂寞而迷惘的流亡少年變成大四的學生，少尉編譯官，新郎，父親，然後是留學生，新來的講師，老去的教授，毀譽交加的詩人，左頰掌聲右頰是噓聲。二十六年後，台北恐已不識我，霜發的中年人，正如我也有點近鄉情怯，機翼斜斜，海關擾擾，出得鬆山，迎麵那一叢叢陌生的樓影。
曾在那島上，淺淺的淡水河邊，遙聽嘉陵江滔滔的水聲，曾在芝加哥的樓影下，沒遮沒攔的密歇根湖岸，念江南的草長鶯飛，花發蝶忙。鄉愁一縷，恒與揚子江東流水競長。前半生，早如斷了的風箏落在海峽的對麵，手裏兀自牽一縷舊線。每次填表，“永久地址”那一欄總教人臨表踟躕，好生為難。一若四海之大，天地之寬，竟有一處是穩如磐石，固如根底，世世代代歸於自己，生命深深植於其中，海嘯山崩都休想將它拔走似的。麵對著天災人禍，世局無常，竟要填表人肯定說出自己的“永久地址”，真是一大幽默，帶一點智力測驗的意味。盡管如此，表卻不能不填。二十世紀原是填表的時代，從出生紙到死亡證書，一個人一輩子要填的表，疊起來不會薄於一部大字典。除非你住在烏托邦，表是非填不可的。於是“永久地址”欄下，我暫且填上“台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八號”。這一暫且，就暫且了二十多年，比起許多永久來，還永久得多。
正如路是人走出來的，地址，也是人住出來的。生而為閩南人、南京人，也曾經自命為半個江南人，四川人，現在，有誰稱我為台北人，我一定欣然接受，引以為榮。有那麼一座城，多少熟悉的麵孔，由你的朋友，你的同學、同事、學生所組成，你的粉筆灰成雨，落濕了多少講台，你的藍墨水成渠，灌溉了多少畝報紙雜誌。四個女孩都生在那城裏，母親的慈骨埋在近郊，父親和嶽母皆成了常青的喬木，植物一般植根在那條巷裏。有那麼一座城，錦盒一般珍藏著你半生的腳印和指紋，光榮和憤怒，溫柔和傷心，珍藏著你一顆顆一粒粒不朽的記憶。家，便是那麼一座城。
把一座陌生的城住成了家，把一個臨時地址擁抱成永久地址，我成了想家的台北人，在和中國母體土接壤連的一角小半島上，隔著南海的青煙藍水，竟然轉頭東望，思念的，是二十多年來餐我以蓬萊的蓬萊島城。我的陽台向北，當然，也盡多北望的黃昏。奈何公無渡河，從對河來客的口中，聽到的種種切切，陌生的，嚴厲的，迷惑的，傷感的，幾已難認後土的慈顏，哎，久已難認。正如賈島的七絕所言：
客舍並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鹹陽。
無端更渡桑幹水，卻望並州是故鄉。
如果十霜已足成故鄉，則我的二十霜啊多情又何遜唐朝一孤僧？
未回台北，忽焉又一年有半了。一小時的飛程，隔水原同比鄰，但一道海關多重表格橫在中間，便感煙波之闊了。願台北長大長壯但不要長得太快，願我記憶中的島城在開路機鏟土機的挺進下保留一角半隅的舊區讓我循那些曲折而玄秘的窄弄幽巷步入六十年代五十年代。下次見麵時，願相看嫵媚如昔，城如此，哎，人亦如此。
祖籍閩南，說來也巧，偌大一座台北城，二十多年來隻住過兩條閩南風味的小街：同安街和廈門街。同安街隻住了兩年半，後來的二十四年就一直在廈門街。如果台北是我的“家城”（英文有這種說法），廈門街就是我的“家街”了。這家，是住出來的，也是寫出來的。八千多個日子，二十幾番夏至和秋分，即連是一片沙漠，也早已住成家了。多少篇詩和散文，多少部書，都是在臨巷的那個窗口，披一身重重疊疊深深淺淺的綠蔭，吟哦而成。我的作品既在那一帶的巷閭孕化而成，那條小街，那些曲巷也不時浮現在我的字裏行間，成為現代文學裏的一個地理名詞。螢塘裏、網溪裏，久已育我以靈感，希望掌管那一帶的地靈土仙能知曉，我的靈感也榮耀過他們。廈門街的名字，在我的香港讀者之間，也不算陌生。有意無意之間，在台北，總覺得自己是“城南人”，不但住在城南，工作也在城南。台灣最具規模的三座學府全在城南，甚至南郊；北起麗水街，南迄指南山麓，我的金黃歲月都揮霍在其中。思潮文風，在杜鵑花簇的迷錦炫繡間起伏回蕩。當時年少，曾饜過多少稚美的青睞青眼，西去取經，分不清，身是唐吉訶德或唐僧。對我而言，古亭區該是中國文化最高的地區，記憶也最密。即連那“家巷”的左鄰右舍，前翁後媼，也在植物一般悠久而遲緩的默契裏，相習而相忘，相近相親。出得巷去，左首是裁縫鋪子、理發店、豆漿店然後是電料行，右首是西藥行、雜貨店、花店、照相館……閉著眼睛，我可以一家家數過去，夢遊一般直數到汀州街口。前年夏天從香港回台北，一天晚上，去巷口那家藥行買藥。胖胖的老板娘在櫃台後麵招呼我，還是二十年來那一口潮州國語。不見老板，我問她老板可好。“過身了——今年春天。”說著她眼睛一陣濕，便流下了淚來。我也為之黯然神傷，一時之間，不知怎麼安慰才好，默默相對了片刻，也就走開了。回家的路上，我很是感動，心裏滿溢著溫暖的鄉情，一問一答之間，那婦人激動的表情，顯示她已經把我當成了親人。二十年來，我是她店裏的常客，和她丈夫當然也是稔熟的。我更想起十八年前母親去世，那時是她問我答，流淚的是我，囁嚅相慰的是她。久鄰為親，那一切一切，城南人怎會忘記？
對我而言，城北是商業區，新社區，無論它有多繁華，我的台北仍舊在城南。台北是愈長愈高了，長得好快，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在城的東北，在鬆山機場那一帶喊他。未來在召喚，好多城南人經不起那誘惑，像何凡、林海音那一家，便遷去了城北，一窩蜂一窩鳥似的，住在高高的大公寓裏，和下麵的世界來往，完全靠按鈕。等到高速公路打通，桃園的國際機場建好，大台北無阻的步伐，該又向西方邁進了。
該來的，什麼也擋不住。已去的，也無處可招魂。當最後一位按摩女的笛聲隱隱，那一夜在巷底消逝，有一個時代便隨她去了。留下的是古色的月光，情人、詩人的月光，仍祟著城南那一帶的灰瓦屋，矮圍牆，彎彎繞繞的斜街窄巷。以南方為名的那些街道——晉江街、韶安街、金華街、雲和街、泉州街、潮州街、溫州街、青田街，當然，還有廈門街——全都有小巷縱橫，奇徑暗通，而門牌之紛亂，編號排次之無軌可循，使人逡巡其間，迷路時惶惑如智窮的白鼠，豁然時又自得如天才的偵探。幾乎家家都有圍牆，很少巷子能一目了然，巷頭固然望不見巷腰，到了巷腰，也往往看不出巷底要通往何處。那一盤盤交纏錯綜的羊腸迷宮，當時陷身其中，固曾苦於尋尋覓覓，但風晨雨夜，或是奇幻的月光婆娑的樹影下走過，也賦給了我多少靈感。於今隔海想來，那些巷子在奧秘中寓有親切，原是最耐人咀嚼的。黃昏的長巷裏，家家圍牆飄出的飯香，吟一首民謠在召歸途的行人：有什麼，比這更令人低回的呢？
最耐人尋味的小巷，是同安街東北行，穿過南昌街後，通向羅斯福路的那一段。長隻五六十碼，狹處隻容兩輛腳踏車蠕行相交。上麵晾著未幹的衣裳，兩旁總排著一些腳踏車手推車，曬些家常醃味，最擠處還有些小孩子在嬉遊。磚牆石壁半已剝蝕，頹敗的紋理伸手可觸。近羅斯福路出口處還有個小小的土地祠，簡陋可笑的裝飾也無損其香火不絕，供果長青。那恐怕是世界上最短最窄的一條陋巷了。從師大回家的途中，不記得已蜿穿過幾千次了，對於我，那是世界上最滑稽最迷人最市井風的一段街景。電視天線接管了日窄的天空，古台北正在退縮。撼地壓來的開路機啊，能繞道而行放過這幾座曆史的殘堡嗎？
在《蒲公英的歲月》裏，曾說過喜歡的是那島，不是那城。台北啊我怎能那樣說，對你那樣不公平？隔著南中國海的煙波，向香港的電視幕上，收看鄰區都市的氣象，漢城和東京之後總是台北，是陰是晴是變冷是轉熱是風前或雨後，都令我特別關心。台風自海上來，將掠台灣而西，撲向廈門和汕頭，那氣象報告員說，不然便是寒流凜凜自華中南下，氣溫要普遍下降，明天莫忘多加衣。隻有在那一刹那，才幻覺這一切風雲雨霧原本是一體，拆也拆不開的。
香港有一種常綠的樹，黃花長葉，屬刺槐科，據說是移植自台灣，叫“台灣相思”。那樣美的名字，似乎是為我而取。
一九七七年三月
海緣
一
曹操橫槊賦詩，曾有“山不厭高，海不厭深”之句。這意思，李斯在《諫逐客書》裏也說過。盡管如此，山高與海深還是有其極限的。世界上的最高峰，聖母峰（通稱珠穆朗瑪峰——編者注），海拔是二萬九千零二十八英尺，但是最深的海溝，所謂馬利安納海淵（Mariana Trench），卻低陷三萬五千七百六十英尺。把世上蟠蜿的山脈全部浸在海裏，沒有一座顯赫的峰頭，能出得了頭。
其實也不必這麼費事了。就算所有的橫嶺側峰都穿雲出霧，昂其孤高，在眾神或太空人看來，也無非一缽藍水裏供了幾簇青綠的假山而已。在我們這水陸大球的表麵，陸地隻得十分之三，而且四麵是水，看開一點，也無非是幾個島罷了。當然，地球本身也隻是一丸太空孤島，注定要永久漂泊。
話說回來，在我們這僅有的碩果上，海洋，仍然是一片偉大非凡的空間，大得幾乎有與天相匹的幻覺。害得曹操又說：“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也難怪《聖經》裏的先知要歎道：“千川萬河都奔流入海，卻沒有注滿海洋。”豪斯曼更說：“滂沱雨入海，不改波濤鹹。”
無論文明如何進步，迄今人類仍然隻能安於陸棲，除了少數科學家之外，麵對大海，我們仍然像古人一樣，隻能徒然歎其敻遼，羨其博大，卻無法學魚類的搖鰭擺尾，深入湛藍，去探海裏的寶藏，更無緣迎風振翅，學海鷗的逐波巡浪。退而求其次，望洋興歎也不失為一種安慰：不能入乎其中，又不能淩乎其上，那麼，能觀乎其旁也不錯了。雖然世界上水多陸少，真能住在海邊的人畢竟不多。就算住在水城港市的人也不見得就能舉頭見海，所以在高雄這樣的城市，一到黃昏，西子灣頭的石欄杆上，就倚滿了坐滿了看海的人。對於那一片汪洋而言，目光再犀利的人也不過是近視，但是望海的興趣不因此稍減。全世界的碼頭、沙灘、岩岸，都是如此。
中國的海岸線頗長，加上台灣和海南島，就更可觀。我們這民族，望海也不知望了多少年了，甚至出海、討海，也不知多少代了。奇怪的是，海在我們的文學裏並不占什麼分量。雖然孔子在失望的時候總愛放出空氣，說什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害得子路空歡喜一場，結果師徒兩人當然都沒有浮過海去。莊子一開卷就說到南溟，用意也隻是在寓言。中國文學裏簡直沒有海洋。像曹操《觀滄海》那樣的短製已經罕見了，其他的作品多如李白所說：“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甚至《鏡花緣》專寫海外之遊，真正寫到海的地方，也都草草帶過。
西方文學的情況大不相同，早如希臘羅馬的史詩，晚至康拉德的小說，處處都聽得見海濤的聲音。英國文學一開始，就嗅得到鹹水的氣味，從《貝奧武甫》和《航海者》裏麵吹來。中國文學裏，沒有一首詩寫海能像梅斯菲爾德的《拙畫家》（Dauber）那麼生動，更沒有一部小說寫海能比擬《白鯨記》那麼壯觀。這種差距，在繪畫上也不例外。像熱裏科（Théodore Jéricault）、德拉克洛瓦、透納等人作品中的壯闊海景，在中國畫中根本不可思議。為什麼我們的文藝在這方麵隻能望洋興歎呢？
二
我這一生，不但與山投機，而且與海有緣，造化待我也可謂不薄了。我的少年時代，達七年之久在四川度過，住的地方在鐵軌、公路、電話線以外，雖非桃源，也幾乎是世外了。白居易的詩句“蜀江水碧蜀山青”，七個字裏容得下我當時的整個世界。蜀中天地是我夢裏的青山，也是我記憶深處的“腹地”。沒有那七年的山影，我的“自然教育”就失去了根基。可是當時那少年的心情卻向往海洋，每次翻開地圖，一看到海岸線就感到興奮，更不論群島與列嶼。
海的呼喚終於由遠而近。抗戰結束，我從千疊百嶂的巴山裏出來，回到南京。大陸劇變的前夕，我從金陵大學轉學到廈門大學，讀了一學期後，又隨家庭遷去香港，在那海城足足做了一年難民。在廈門那半年，騎單車上學途中，有兩三裏路是沿著海邊，黃沙碧水，飛輪而過，令我享受每一寸的風程。在香港那一年，住在陋隘的木屋裏，並不好受，卻幸近在海邊，碼頭旁的大小船艇，高低桅檣，盡在望中。當時自然不會知道：這正是此生海緣的開始。隔著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的北域，廈門、香港、高雄，布成了我和海的三角關係。廈門，是過去式了。香港，已成了現在完成式，卻保有視覺暫留的鮮明。高雄呢，正是現在進行式。
至於台北，住了幾乎半輩子，卻陷在四圍山色裏，與海無緣。住在台北的日子，偶因郊遊去北海岸，或是乘火車途經海線，就算是打一個藍汪汪的照麵吧，也會令人激動半天。那水藍的世界，自給自足，宏美博大而又起伏不休，每一次意外地出現，都令人猛吸一口氣，一驚，一喜，若有天啟，卻又說不出究竟。
三
現在每出遠門，都非乘飛機不可了。想起坐船的時代，水拍天涯，日月悠悠，不勝其老派旅行的風味。我一生的航海經驗不多，至少不如我希望的那麼豐富。抗戰的第二年，隨母親從上海乘船過香港而去安南。大陸劇變那年，先從上海去廈門，再從廈門去香港，也是乘船。從香港第一次來台灣，也是由水路在基隆登陸。最長的一程航行，是留美歸來時橫渡太平洋，從舊金山經日本、琉球，沿台灣東岸，繞過鵝鑾鼻而抵達高雄，曆時約為一月。在日本外海，我們的船，招商局的海健號，遇上了台風，在波上俯仰了三天。過鵝鑾鼻的時候，正如水手所說，海水果然判分二色：太平洋的一麵墨藍而深，台灣海峽的一麵柔藍而淺。所謂海流，當真是各流各的。
那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後來長途旅行，就多半靠飛而不靠浮了。記得隻有從美國大陸去南太基島，從香港去澳門，以及往返英法兩國越過多佛爾海峽，是坐的渡船。
要是不趕時間，我寧坐火車而不坐飛機。要是更從容呢，就寧可坐船。一切交通工具裏麵，造形最美，最有氣派的該是越洋的大船了，怪不得丁尼生要說the stately ships。要是你不拘形貌，就會覺得一艘海船，尤其是漆得皎白的那種，淩波而來的閑穩神態，真是一隻天鵝。
站在甲板上或倚著船舷看海，空闊無礙，四周的風景伸展成一幅無始無終的宏觀壁畫，卻又比壁畫更加壯麗、生動，雲飛浪湧，頃刻間變化無休。海上看晚霞夕燒全部的曆程，等於用顏色來寫的抽象史詩。至於日月雙球，升落相追，更令人懷疑有一隻手在天外拋接。而無論有風或無風，迎麵而來的海氣，總是全世界最清純可口的空氣吧。海水鹹腥的氣味，被風浪拋起，會令人莫名其妙地興奮。機房深處沿著全船筋骨傳來的共振，也有點催眠的作用。而其實，船行波上，不論是左右擺動，或者是前後起伏，本身就是一隻具體而巨的搖籃。
暈船，是最煞風景的事了。這是海神在開陸棲者的小小玩笑，其來有如水上的地震，雖然慢些，卻要長些，真令海客無所遁於風浪之間。我曾把起浪的海叫作“多峰駝”，騎起來可不簡單。有時候，浪間的船就像西部牛仔胯下的蠻牛頑馬，騰跳不馴，要把人拋下背來。
四
海的呼喚愈遠愈清晰。愛海的人，隻要有機會，總想與海親近。今年夏天，我在漢堡開會既畢，租了一輛車要遊西德。當地的中國朋友異口同聲，都說北部沒有看頭，要遊，就要南下，隻為萊茵河、黑森林之類都在低緯的方向。我在南遊之前，卻先轉過車頭去探北方，因為波羅的海吸引了我。當初不曉得是誰心血來潮，把Baltic Sea譯成了波羅的海，真是妙絕。這名字令人想到林亨泰的名句：“然而海，以及波的羅列。”似乎真眺見了風吹浪起，海疊千層的美景。當晚果然投宿在路邊的人家，次晨便去卡佩恩（Kappeln）的沙岸看海。當然什麼也沒有，隻有藍茫茫的一片，反晃著初日的金光，水平線上像是浮著兩朵方蕈，白得影影綽綽的，該是鑽油台吧。更遠處，有幾隻船影疏疏地布在水麵，像在下一盤玄妙的慢棋。近處泊著一艘渡輪，專通丹麥，船身白得令人豔羨。這，就是波羅的海嗎？
去年五月，帶了妻女從西雅圖駛車南下去舊金山，不取內陸的坦途，卻取沿海的曲道，為的也是觀海。左麵總是挺直的杉林張著翠屏，右麵，就是一眼難盡的，啊，太平洋了。長風吹闊水，層浪千折又萬折，要折多少折才到亞洲的海岸呢？中間是什麼也沒有，隻有難以捉摸，唉，永遠也近不了的水平線其實不平也不是線。那樣空曠的水麵，再大的越洋貨櫃輪，再密的船隊也莫非可憐的小甲蟲在疏疏的經緯網上蠕蠕地爬行，等暴風雨的黑蜘蛛撲過來一一捕殺。從此地到亞洲，好大的一弧凸鏡鼓著半個地球，像眼球橫剖麵的水晶體與玻璃體，休要小覷了它，裏麵擺得下十九個中國。這麼浩渺，令人不勝其，鄉愁嗎，不是的，不勝其惘惘。
第一夜我們投宿在俄勒岡州的林肯村。村小而長，我們找到那家暮投臥（motel），在風濤聲裏走下三段棧道似的梯級，才到我們那一層樓。原來小客棧的正麵背海向陸，斜疊的層樓依坡而下，一直落到坡底的沙灘。開門進房，迎麵一股又黴又潮的海氣，趕快扭開暖氣來驅寒。落地的長窗外，是空寂的沙，沙外，是更空寂的海，潮水一陣陣地向沙地卷過來，聲撼十方。就這麼，夢裏夢外，聽了一夜的海。全家四人像一窩寄生蟹，住在一隻滿是回音的海螺裏。
第二夜進入加州，天已經暗下來了，就在邊境的新月鎮（Crescent City）歇了下來。那小鎮隻有三兩條街，南北走向，與濤聲平行。我們在一家有樓座的海鮮館臨窗而坐，一麵嚼食蟹甲和海扇殼裏剝出來的嫩肉，一麵看海岸守衛隊的巡邏艇駛回港來，桅燈在波上隨勢起伏。天上有毛邊的月亮，淡淡地，在蓬鬆的灰雲層裏出沒。海風吹到衣領裏來，已經是初夏了，仍陰寒逼人。回到客棧，準備睡了，才發覺外麵竟有蛙聲，這在我的美國經驗裏，卻是罕有，倒令人想起中國的水塘來了。遠處的岬角有燈塔，那一道光間歇地向我們窗口激射過來，令人不安。最祟人的，卻是深沉而悲淒的霧號，也是時作時歇，越過空闊的水麵，一直傳到海客的枕前。這新月鎮不但孤懸在北加州的邊境，距俄勒岡隻有十英裏，而且背負著巨人族參天的紅木森林，麵對著太平洋，正當海陸之交，可謂雙重的邊鎮。這樣的邊陲感，加上輪轉的塔光與升沉的霧號，使我夢魂驚擾，真的是“一宿行人自可愁”了。
次日清早被濤聲撼起，開門出去，一條公路從南方繞過千重的灣岬伸來，把我們領出這小小的海驛。
五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聖人曾經說過。愛水的人果真是智者嗎？那麼，愛海的人豈非大智？其實攀山與航海的人更是勇者，因為那都是冒險的探索，那種喜悅往往會以身殉。在愛海人裏，我隻是一個陸棲的旁觀者，頗像西方人對貓的嘲笑：“性愛戲水，卻怕把腳爪弄潮。”水手和漁夫在鹹風鹹浪裏討生活，才是真正下水的愛海人。真正的愛海人嗎？也許是愛恨交加吧？譬如愛情，也可分作兩類：深入的一類該也是愛恨交加的，另一類雖未必深入，卻不妨其為自作多情。我正是對海單相思的這一類。
十二年來我一直住在海邊，前十一年在香港，這一年來在高雄。對於單戀海洋的陸棲者，也就是四川人嘲笑的旱鴨子而言，這真是至福與奇緣。世界上再繁華的內陸都市，比起就算是較次的什麼海港來，總似乎少了一點退步，一點可供遠望與遐思的空間。住在海邊，就像做了無限（Infinity）的鄰居，一切都會看得遠些看得開些吧。海，是不計其寬的路，不閉之門，常開之窗。再小的港城，有了一整幅海天為背景，就算劇台本身小些，觀眾少些，也顯得變化多姿，生動了起來，就像寫詩和繪畫都需要留點空白一樣。有水，風景才顯得靈活。所以中國畫裏，明明四圍山色，眼看無計可施了，卻憑空落下來一瀉瀑布，於是群山解顏。巴黎之美，要是沒有塞納河一以貫之，縈回而變化之，也會遜色許多。台北本來有一條河可以串起市景，卻不成其為河了。高雄幸而有海。
海是一大空間，一大體積，一個偉大的存在。海裏的珍珠與珊瑚，水藻與水族，遺寶與沉舟，太奢富了，非陸棲者所能探取。單戀海的人能做一個“觀於海者”，像孟軻所說的那樣，也就不錯了。不過所謂觀於海當然也不限於觀；海之為物，在感性上可以觀、可以聽、可以嗅、可以觸，一步近似一步。
香港的地形百轉千回，無非是島與半島，不要說地麵上看不清楚了，就連在飛機上觀者也應接不暇。最大的一塊麵積在新界，其狀有如不規則的螃蟹，所有的半島都是它伸爪入海的姿勢。半島既多，更有遠島近磯呼應之勝，海景自然大有可觀。就這一點說來，香港的海景看不勝看，因為每轉一個彎，山海洲磯的相對關係就變了，沒有誰推開自己的窗子便能縱覽香港的全貌。
鍾玲在香港大學的宿舍麵西朝海，陽台下麵就是汪洋，遠航南洋和西歐的巨舶，都在她門前路過。我在中文大學的棲居麵對的卻是內灣，叫吐露港，要從東北的峽口出去，才能彙入南中國海。所以我窗外的那一片瀲灩水鏡，雖然是海的嬰孩，卻更像湖的表親。除非是起風的日子，吐露港上總是波平浪靜，潮汐不驚。青山不斷，把世界隔在外麵，把滿滿的十裏水光圍在裏麵，自成一個天地。我就在那裏看渡船來去，麻鷹飛回，北岸的小半島蜿蜒入水，又冒出水麵來浮成蒼蒼的四個島丘，更遠處是一線長堤，裏麵關著一潭水庫。
六
去年九月，我從香港遷來高雄，幸而海緣未斷，仍然是住在一個港城。開始的半年住在市區的太平洋大廈，距海岸還有兩三公裏，所以跟住在內陸都市並無不同。可是台灣“中山大學”在西子灣的校園卻海闊天空，日月無礙。文學院是紅磚砌成的一座空心四方城，我的辦公室在頂層的四樓，朝西的一整排長窗正對著台灣海峽，目光盡處隻見一條渺渺的水平線，天和海就在那裏交界，雲和浪就在那裏會合了。那水平線常因氣候而變化。在陰天，灰雲沉沉地壓在海上，波濤的顏色黯濁，更無反光，根本指不出天和水在哪裏接縫。要等大晴的日子，空氣徹徹透明，碧海與青天之間才會判然劃出一道界線，又橫又長，極盡抽象之美，令人相信柏拉圖所說的“天行幾何之道”（God always geometrizes）。其實水平線不過是海的輪廓，並沒有那麼一條線，要是你真去追逐，將永無接近的可能，更不提捉到手了。可是別小覷了那一道欺眼的幻線，因為遠方的來船全是它無中生有變出來的，而出海的船隻，無論是軒昂的貨櫃巨輪，或是匍行波上的舴艋小艇，也一一被它拐去而消磨於無形。
水平線太玄了，令人迷惑；也太遠了，不如近觀拍岸的海潮。孟子不就說過嗎，“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世界上所有的江河都奔流入海，而所有的海潮都撲向岸來，不知究竟要向大地索討些什麼。對於觀海的人，驚濤拍岸是水陸之間千古不休的一場激辯，岸說：“到此為止了，你回去吧。”浪說：“即使粉身碎骨，我還是要回來！”於是一排排一列列的浪頭昂然向岸上卷來，起起落落，一麵長鬣翻白，口沫飛濺，最後是絕命的一撞之後噴成了半天的水花，轉眼就落回了海裏，重新歸隊而開始再次的輪回。這過程又像是單調而重複，又像是變化無窮，總之有一點催眠，所以看海的眼睛都含著幾分玄想。
西子灣的海潮，從旗津北端的防波堤一直到柴山腳下的那一堆石磯，浪花相接，約莫有一裏長，十分壯觀。起風的日子，洶湧的來勢尤其可驚，滿岸都是嘩變的囂囂。外海的劇浪，搗打在防波堤上，碎沫飛花噴濺過堤來，像一株株旋生旋滅的水晶樹，那是海神在放煙火嗎？
七
西子灣的落日是海景的焦點。要觀賞完整無缺的落日，必須有一條長而無阻的水平線，而且朝西。沙灘由南向北的西子灣，正好具備這條件。月有望期，不能夜夜都見滿月。但是隻要天晴，一輪“滿日”就會不偏不倚正對著我的西窗落下，從西斜到入海，整個壯烈的儀式都在我麵前舉行。先是白熱的午日開始西斜，變成一隻燦燦的金球，光威仍然不容人逼視，而海麵迎日的方向，起伏的波濤已經搖晃著十裏的碎金。這麼一路西傾下來，到了仰角三十度的時候，金球就開始轉紅，火勢大減，我們就可以定睛熟視了。那紅，有時是橙紅，有時是洋紅，有時是赤紅，要看天色而定。暮靄重時，那頹然的火球難施光焰，未及水麵就漸漸褪色，變成一影遲滯的淡橙紅色，再回顧時，竟已隱身暮後。若是海氣上下澄明，水平線平直如切，酡紅的落日就毫不含糊地直掉入海，一寸接一寸被海的硬邊切去。觀者駭目而視，忽然，宇宙的大靶失去了紅心。
我在沙田住了十一年，這樣水遁而逝的落日卻未見過，因為沙田山重水複，我棲居朝西的方向有巍然的山影橫空，根本看不見水上的落日。西子灣的落日像是為美滿的晴天下一個結論，不但蓋了一顆豪赫紅印，還用晚霞簽了半邊天的名。
半年後我們從市區的鬧街遷來壽山，住進台灣“中山大學”的學人宿舍。新居也在紅磚樓房的四樓，書房朝著西南，窗外就是高雄港。我坐在窗內，舉頭便可見百碼的坡下有街巷縱橫，車輛來去。再出去便是高雄港的北端，可以眺覽停泊港中的大小船舶，桅檣密舉，錨鏈斜入水中。旗津長島屏於港西，島上的街沿著海岸從西北直伸東南，正與我的視線垂直而交，雖然遠在兩三裏外，島上的排樓和廟宇卻曆曆可以指認。島的外麵，你看，就是渺渺的海峽了。
高雄之為海港，扼台灣海峽、巴士海峽和南中國海的要衝，吞吐量之大，也不必去翻統計數字，隻要站在我四樓的陽台上，倚著白漆的欄杆，朝南一望就知道了。高雄港東納愛河與前鎮溪之水，西得長洲旗津之障，從旗津北頭的第一港口到南尾的第二港口，波涵浪蓄，縱長在八公裏以上。貨櫃進出此港，分量之重，已經居世界第四。從清晨到午夜，有時還更晚，萬噸以上的貨輪，揚著各種旗號，漆著各種顏色，各種文字的船名橫排於舷身，不計其數，都在我陽台的欄杆外駛過。有時還有軍艦，鐵灰色的舷首有三位數的編號，橫著炮管的側影，扁長而剽悍，自然與眾不同。不過都太遠了，有時因為背光，或是霧靄低沉，加以空氣汙染的關係，無論是船形艦影，在茫茫的煙水裏連魁梧的輪廓都渾淪了，更不說辨認船名。
甚至不必倚遍十二欄杆，甚至也無須抬頭望遠，隻聽水上傳來的汽笛，此起彼落，間歇而作，就會意識到腳下那長港有多繁忙。而造船、拆船、修船、上貨、卸貨、領航……緝私、走私……都繞著這無休無止的船來船去團團轉。這水陸兩個世界之間的港口自成一個天地，一方麵忙亂而喧囂，另一方麵卻又生氣蓬勃，令碼頭上看海的人感到興奮，因為這一片鹹水通向全世界的波濤，在這一片鹹水裏下錨的舳艫巨舟曾經泊過各國的名港。高雄，正是當代的揚州。
每當我燈下夜讀，孤醒於這世界同鼾的夢外，念天上地下隻剩我一人，隻剩下自己一人了，不是被逐於世界之夢外，而是自放於無寐之境。那許多知己都何處去了呢，此刻，也都成了夢的俘虜，還是各守著一盞燈呢？忽然從下麵的港口一聲汽笛傳來，接著是滿港的回聲，漸蕩漸遠，似乎終於要沉寂了，卻又再鳴一聲。據說這是因為常有漁船在港裏非法捕魚，需要鳴笛示警，但是夜讀人在孤寂裏聽來，卻感到倍加溫暖，體會到世界之大總還是有人陪他醒著，分擔他自命的寂寞，體會到同樣是醒著，有人是遠從天涯，從風裏浪裏一路闖回來的，連夜讀的遐思與玄想都不可能。我抬起頭來，隻見燈火零落的港上，桅燈通明，幾排起重機的長臂斜斜舉著，船首和船尾的燈號掠過兩岸燈光的背景，保持不變的距離穩穩地向前滑行，又是一艘貨櫃巨輪進港了。
以前在香港，九廣鐵路就在我山居的坡底蜿蜒而過，深宵寫詩，萬籟都遺我而去，卻有北上的列車輪聲鏗然，鳴笛而去。聽慣了之後，已成為火車汽笛的知音，覺得世界雖大，萬物卻仍然有情，不管是誰的安排，總感激長夜的孤苦中那一聲有意無意的召喚與慰問。當時曾經擔憂，將來回去台灣，不再有深宵火車的那一聲晚安，該怎樣排遣獨醒的寂寞呢？沒想到冥冥中另有安排：火車的長嘯，換了貨輪的低鳴。
造化無私而山水有情，生命裏注定有海。失去了香港而得到了高雄，回頭依然是岸，依然是一所叫中大的大學，依然是背山麵海的樓居。走下了吐露港的那座柔灰色迷樓，到此岸，又上了西子灣這座磚砌的紅樓，依然是臨風望海，登樓作賦。看來我的海緣還未絕，水藍的世界依然認我。所以我的窗也都朝西或西南偏向，正對著海峽，而落日的方向正是香港，晚霞的下方正是大陸。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三日
（本文略有刪改——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