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放棄這片土地，轉讓給你們，你們一定要記住：這片土地是神聖的……
清風給了我們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後一聲歎息……
你們一定要照顧好這片土地上的動物……降臨到動物身上的命運也終將降臨到人類身上……
告訴你們的孩子，他們腳下的土地是祖先的遺灰，土地存留著我們親人的生命。像我們教導自己的孩子那樣，告訴你們的孩子，大地是我們的母親。任何降臨在大地上的事，終將會降臨在大地的孩子身上。
—印第安部落酋長西雅圖
去看電影《阿凡達》時，我被深深感動了。
影片末尾，被打敗了的人類—主要是海軍陸戰隊隊員組成的雇傭軍—被驅逐出了奇幻而美麗的潘多拉星球，回到了他們“行將消亡的地球”。
看到這句話，我想起數年前，我回到母校北京大學，遇見一位在日本留學的心理學博士。他對我說，西方文化會將人類帶向滅亡，而東方文化不會。
當時聽到這樣的話，我很不以為然，我有點帶嘲諷地說，是啊，東方文化譬如中國，最多是像秦朝那樣，將本來滿是原始森林的地方弄成黃土高坡，而弄不出原子彈等超級武器，真的將人類逼到可以徹底自殺的地步。
那時，我的理解是，東方文化—這個術語真是太大了—在太多地方扭曲了人性，令我們這個民族的每一角落都充滿了扭曲的痛苦，而西方文化—至少是目前的西方—對人性的本真是相當尊重的。我覺得，西方文化的精髓可以體現在俄羅斯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一段對話中：
哥哥問弟弟，如果殺死一個小女孩可以讓整個世界得救，可以做嗎？
弟弟猶豫了一會兒，小聲兒而堅定地回答說，不可以！
更具體一點說，我的理解是，我們的文化中，太多偉大的東西淩駕於個人之上，最終個人價值被嚴重壓製，先是可以借助偉大的名義壓製個人，而最終成了可以用一些卑鄙的名義來壓製個人，例如黑磚窯，例如強製性拆遷。本來強製性拆遷太多時候是因為可怕的自私自利，卻可以借助一下比較不那麼偉大的名義—為了城市建設。
那時，我還懷疑我們文化中的一個核心術語—天人合一。這怎麼可能，我覺得是妄想！
那時，我很喜歡人本主義，但我對人本主義心理學大師羅傑斯的共情概念難以理解。我以為，那就是一個技術，就是心理醫生不斷去和來訪者澄清，“對你剛才說的，我是這樣理解的，不知道對不對？”至於羅傑斯所說的“設身處地地站在對方的角度上感人所感想人所想”，噢，My God，這怎麼可能呢？
但現在，我知道，共情遠不是一種技術，它是一種存在，一種實實在在的東西，一個人真的可以感應到對方的存在。
明白這一點後，再回想起那位留日的心理學博士的話，我覺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的，而詹姆斯·卡梅隆在《阿凡達》中傳遞的道理也是對的。
白天真實，還是睡夢中真實？
在電影界中，詹姆斯·卡梅隆是一個神話，因他創造了太多的神話。年輕的時候，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從未來而來的機器戰士追殺他，他據此寫了電影劇本《魔鬼終結者》，並以一美元的價格賣給一個製片人，但條件是，他以自己的方式來導演這部影片。自然，他成功了。
他這是用神話的方式製造神話，類似的影片他還有《終結者2》《異形2》和《深淵》等。
有時，他創造的是票房神話，他的影片《泰坦尼克號》的票房紀錄是18億美元，一直到現在都是打不破的票房紀錄。在當時，最有可能打破這一紀錄的是他自己的《阿凡達》。